写作对自我的意义

2019-08-14   

□孔会侠

2015年,胡昌国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爱如山水》。今年3月,他又出版了字数更多、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都更大的第二部长篇——《生死救赎》,这部长篇很厚,有四十五万字。完成后,他有一种真切而饱满的充实与愉悦感,情不自禁地在《后记》中直率道来:“对我这个一大把年纪才动手写小说的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褒奖,我给自己点个赞。”这让我陷入沉思,写作的意义,在哪里?

对大多数写作者而言,或许写作时的意义方向指向他人,期待着读者的认可,但写作事实上产生的意义,更大程度是反馈给了自己的,尤其是放在漫长的时间段来看。

《生死救赎》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林振川,参加过抗日战争,曾经一个人打死了将近五百个日本鬼子,参加过解放战争,率领部队消灭了国民党的一个团。”这样一个忠诚能干的革命者,却因为“误释放了一名蹲在狱中的国民党县长和一个保密站站长”,被人诬陷成通敌特务,没办法远走到新疆东北部的清河县扎哈林小镇,长期隐姓埋名地生活了下来。后来,因为一封信,几十年的往事再次逼上心头,对故人的责任和情义的重压让他决定回到故乡,查找事实真相,为自己和亲友们昭雪。他回到大别山,根据记忆的线索追查当年往事,寻访曾经故交。旧地重返,物是人非,他心里激荡澎湃,一方面是往事重现脑海,一方面是现在的情形不容乐观,追寻出的真相令人感慨难过……整部小说以倒叙为主,插叙顺叙为辅,自然地将这段历史中许多人的故事叙述得清楚顺畅。小说以林振川的经历为主要线索,把他塑造成了一个英雄人物,武功卓绝、智谋和胆略并存,责任心强,对亲友有情有义、对敌人毫不留情。因他的特殊遭遇,小说的时间跨度就前后延伸了60多年,远处追溯到他北京大学毕业、最早参加革命的父母,近处聚焦到改革开放、山村变化很大的当前——儿女们的公司、金刚寨的搬迁,空间跨度也大,从大别山的秀丽到腾格里的壮阔,“历史的壮丽画卷逐次展开,使整部小说呈现出史诗的品格。”

这样一部“高扬理想主义的大旗,谱写着英雄的赞歌”的小说,细节、尤其是关于主人公爱情部分的,又有主观化的浪漫主义情调。这特征一定与作者成长年代中阅读和受到的其他浸染浸润有关系。当然,社会认识和文学观念在每个人那里,都会发生不同方向、不同程度的变化,变化在文字中的体现,成了作家们自我风格形成的表征。

从年龄上看,胡昌国是个“50后”。这代作家因为成长环境(主要指社会环境和文学语境)的作用,绝大部分的写作,表现出明显的历史情结和时代关注。尽管,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根据个人特征选择了不同的叙述风格,有的魔幻,有的现实,有的寓言,有的寻根,但对于历史的考察追问、对于时代的审视解读,成为他们作品里共同的主题倾向。尽管,作家不喜欢用代际来将他们概而括之,有被忽视了个体价值的嫌疑,但就具体的创作而言,个体区别背后的共同,更能看出作家的成长史、阅读史、文学观念思潮的动态变化过程。而胡昌国,在这部《生死救赎》里,也体现出对历史回溯追问的热情,和对当下现实关注思考的意识。

尽管,胡昌国开始写作长篇小说较晚,但对文学的喜欢和尝试,却很早就开始了。他和他那代人一起,经过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狂热阅读和积极写作的青春时期。1978年,他考入郑州大学文学院。在这四年中,“除了完成文化课学习之外,把百分之九十八的时间,都给了我那真诚、幼稚、执着的文学创作。写过许许多多的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广种总算能够薄收,在省内报刊上居然发表十余篇诗歌、散文、杂文和小小说。《河南日报》刊发了我一篇诗话《语不惊人死不休》,让我欣喜若狂。毕业那年,我竟还能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学术论文。”

文学种子,在那时种在了他心里。文学种子,也曾经种在过许多人心里。只是,在后来的具体生活事务中,这种子慢慢被淡忘,深深消失在繁杂的事务里。可是胡昌国对文学的情怀,一直在。以前,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他常利用业余时间写些散文,曾经出版过两本散文集《心有多远》《心归何处》,临近退休,自己的时间多了,写作的愿望就强烈起来,兴致也高涨起来。2013年,他尝试长篇小说创作,就是《爱如山水》。退休后,他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创作,完成了这部《生死救赎》。

有爱好是件幸运的事情,有将爱好付诸实践的时间和能力,就更是幸运的了,是岁月对苍茫人生的恩赐。爱好写作,是一件值得投入的事情,写作过程,无论经过什么样的困难和克服,都能让精神得到丰足、休养、安慰和寄托,能让平淡的生活多一些意趣出来,能让渐老的容颜因兴致勃勃而放出神采。

我想,胡昌国兴头正旺,他的写作还会继续下去的。预祝他越写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