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瑞汉

　　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这段讲话，极具针对性，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对于我们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不能采取突进的方式，通过一揽子计划来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而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任务要在多长时间内完成，很难有一个清晰的估计和设计。早在1987年，邓小平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更复杂，至少用三至五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有些方面甚至要花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见效”。党的十三大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在时间上设计了两个目标：一个是“长远目标”，即“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但“这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另一个是近期目标，即“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但是，这个“长远”或者“近期”的目标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时间限制。党的十四大报告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作为“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提出来，并特别提出，“机构改革、精兵简政是一项艰巨任务，必须三年内基本完成”。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中，这是唯一的一次就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其中个别内容提出明确的时间要求。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从已经公开的文献看，这期间，只有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改革的时间问题：“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但这里的“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也不是一个清晰的时间限定。这说明，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项在具体的、甚至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一蹴而就的事业，而是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提出的，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相当复杂而深广的利益。邓小平对此有很深的感触。他说：“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以后再下决心。”江泽民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也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项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相比于经济体制改革更难。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的是人们的经济利益，政治体制改革调整的却是权力，涉及的对象更多的是各级领导干部，调整权力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其难度可想而知。

　　第三，渐进变革是和平环境下社会进步的主要路径。政治体制改革有两条路径：一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修正，二是突进和激烈的变革。对执政者而言，第二条路径不可走。考察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较为成功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通过渐进的方式，在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经过长期的发展，成功实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政治变革，其所带来的社会动荡最小，伴随社会变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最少，因而是一种稳妥有效的变革方式。相反，突进的方式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政治体制的突进或突变一般来说采取的是革命的方式，通过剧烈的社会动荡来达到变革的目的。实践证明，政治体制的组成结构具有稳定性特征，需要采取的不是拆掉结构的做法，因为任何一个重要结构构成部分的垮塌都会对整体带来毁灭性的后果。社会需要从内部不断积蓄变化，成长起足以支撑整体的坚实基础。

　　第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始终摆在改革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上。政治问题、政治体制问题牵涉国家发展的各个方面，不是在自身范围内就可以加以解决的问题。既有各种难以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转嫁”到政治领域的情况，也有政治本身的问题影响到其他领域的情况。因此，任何单靠政治体制改革来一举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设想都是不切实际的。要把政治体制改革置于改革发展的全局当中来思考，通过有序的政治实践，由点及面，循序渐进，在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互动交汇中实现我国政治体制的最优化变革。诚然，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事关全局，需要综合兼顾、交互推进，但在一些民意高度关切而现实条件已经具备的改革，可以有实质性的突破。

　　第五，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有自己的更高要求，也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唯此，才能建设一个更加民主的中国。⑥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