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华莹

　　王幅明先生的《翰墨青史——中原书家传》近日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包括上下卷，近150万字，为古今128位河南书法家立传，可谓是中原书家的皇皇巨著。该著通过对河南书法历史的梳理，既有“江山留胜迹”的追古遥望，又有“我辈复登临”的豪迈激昂。入传的既有帝王将相、名士风流，又有隐士、布衣，既是书法艺术的历史、文字的演变史，又是人格精神的映照史。

　　王幅明先生习字，是自觉的书法艺术、精神的传承者。在该著中，又能“以文运事”，运用丰富的文学技巧，讲述和再现历史的事实。按照李长之对传记的独特理解：传记不是“一个人生平的介绍”，也不是“传主历史存在的真实”，而是断纸余墨的“传统”：以人为中心。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立传中如何通过人格与风格，力图还原书家所处时代的文化风气和精神气息。以传主为中心的传记书写方式，记录生平与个性，同时寻找传主精神存在的可能，与时代风气、地域文化、人生境遇的紧密联系。既有大历史的宏阔视野，又有鲜活的个人化的历史细节。如“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欧阳修就开创了“文人书法”的先河，为了使书法更加生活化，他专门将练书法的行为改为随意作日记的行为。由于他的影响，宋代行书手札尺牍非常盛行。而其留存下来的《集古录拔尾》更是“工整而灵动”。

　　该著注重史家笔法的运用，不虚美、不隐恶，如写到李斯，既有其生存哲学、历史功过，又有“小篆之祖”的书法史意义。而赵佶作为“历史的罪人”，在宫廷设置“书院”，大量收藏古今名书名画，对于保存历史文物遗迹的独特贡献，更是作为工笔画创始人，所开创的诗、书、画结合的传统，成为书法史浓重的一笔。王铎虽长久因“贰臣”被历史尘封，又在时代的宽容中掀起“中原书风”。同时关注到历史的转折期书风的旧势与新变，如李建中作为宋初书法家，因去唐未远，典型犹存的时代新风尚。

　　中国是传记文学古国，也是传记文学大国。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已出现传记文学萌芽，《离骚》以及诸子散文中已涌现传记文学因素，《左传》《国语》《战国策》《晏子春秋》等史传著作初步孕育传记文学雏形。汉代《史记》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传记文学高峰时代的到来。此后漫长的2000多年历史时期内，也产生了大量文体多样、名目繁多的传记作品，极大丰富了中国大历史。现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则是在借鉴西方传记传统基础上，经由梁启超、胡适、郁达夫、朱东润等学者的倡导和实践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文体，形成了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的特点。

　　具体到该书的书法家传，发现很好地承继了现代史传书写优长，既有中国“史传合一”的传统，强调大历史的时代精神，又有西方传记普遍专注于人物个性，长于心理分析的特点，对于人物性格、心理生成的深入开掘。将人物归置于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影响以及更宏大的时代背景的载体，进而回归到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对于张伯驹的书写，既通过他作为收藏家、鉴藏家的痴心与豪气，珍爱《平复帖》，却从不以此为私人物品，时而慷慨示人。经其收藏的历代顶级书画名迹达118件之多，被誉为“天下第一藏”，而大多无偿捐献给国家。同时，其作为戏曲家，对于振兴京昆戏曲产生重要影响。而作为书家，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在燕京大学讲授书法史，出版《中国书法欣赏》。1956年，发起组织全国第一个书法组织：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在论者看来，他的景行、慈行、善行，已成为中国文化高原上的一座高峰。

　　该著以翔实的文献史料与实物史料（书法真迹）为基础，呈现出深刻的史观思想，体现出史料与史观的通融。如陈天然的“枯藤体”与晚年幽隐，张海的艺术探索及扶持，杨杰的苍劲洒脱，张继的继古求新，都是对风格与人格的凝练。抚今追昔，全面呈现出中原书家的人物意趣和时代风尚，既是书家个人史，又是人文精神史，称得上一部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书法史研究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