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杰

　　那些年，是一个做文学梦的诗年代。

　　送稿或者开会，公事私办、私事公办似乎都和诗有关。我们这类“外地人”到省会来一次不易。我从一座小城出发，要想当天晚上返回，必须在县城搭早晨的头班车，暮晚或夜半赶回。五六个小时单程路途中，不断有故事上演。客车过那座从河北通向河南的黄河大桥——邙山铁路黄河大桥，有时赶的点不对，单向道放行，要等半天，万一有车出了故障抛锚在桥上，造成大堵车，人往往要等一天。

　　在郑州这座对我陌生的城市里，最后暮色向晚时分，没法返回，这些“外地人”里的“灵魂工程师们”，无家可归，多下榻在河南日报社后面的那座招待所，具体位置在纬五路经五路交叉口往西100米路南。我们在那儿继续敲打灵魂。

　　河南日报社招待所是一个小独院，土路铺地，倒像个停车场，四周瓦屋平房，屋顶上铺盖着一排排宽大的红瓦，上面落着鸽子，咕咕在叫。外地诗人们之所以选择招待所的原因，不是它充满“田园气息”的风格，主要它的地理位置显得“文化”一点：离报社、省文联、省作协都不远，图个办事方便，走路十来分钟可达，更主要因素是它的“现实主义”：价格便宜，一夜大概两三块钱不等，一间屋摆放四张简易木床。

　　还有一个生动之处：屋里能灌满一屋子烟雾缭绕的诗人，虚构的面孔真实的面孔交替，这些面孔可彻夜谈诗争论。以致后来形成一个习惯：每届“黄河诗会”，诗人们不打上一架，会议就不算圆满成功。

　　我不知道这座小小的平房招待所，它活了多少年才消失掉。从整体上说，它应该也是《河南日报》的一块肌理。属于生活版面。

　　我第一次住河南日报社招待所，是豫北诗人范源介绍，他熟悉地领着我穿行在门口窗台办好手续，交上钱，再领上几张红红绿绿的塑料饭票，一拨拉，那些塑料片子哗哗响，上面印着“二两”“四两”“半斤”字样。据说这些塑料饭票还有另一种功能，这是另外的话题。

　　诗人们端着客房处发给住客的一套道具，每人一个白瓷脸盆，盆里放一个瓷碗，瓷碗里放一双筷子，筷子上放着饭票。争论到点之时，大家就去“喝汤”。

　　我喊着行走在前面的诗人：“范老师，敲碗时，我咋有要饭的感觉？”

　　诗人说：“我们要的是精神。”

　　我记忆里在北中原乡村，有黄河两岸的人在水灾之后，端着空碗四处游走，我幻想为古代执铎采风的诗人。想想大体一样，我们号称是在“寻找诗歌的粮食”。一个诗歌年代是靠梦铸造出来的，我从黄河北岸，穿过一条大河，搭五六小时长途车，来到这座城市，仅仅是为了虚构诗歌。

　　范源兄如今都去世30多年了，他是在那个年代我见过对诗歌最投入的一个诗人，他以身饲诗，他还获过河南日报副刊的诗歌奖。我第一次在安阳小巷里见他时，给我的印象是：枕头下压一本厚厚《辞海》，一把明亮菜刀，一本绿色诗集。

　　在郑州，那时的纬一路、纬三路、纬五路、经七路、工人新村、紫荆山、花园路、河南日报社、文联家属院、晚晴居……这些有限的符号对于我，像一座城市地理里的路灯，也成了一个“外地人”记忆里的灯盏。现在，当我从这些名字上路过，去开会，去赴宴，去故弄玄虚时，早已让我熟视无睹，这一座从我来第一天到当下就一直在建设的城市，穿过也就穿过了，假设扯出一个线头，定会是一团乱麻，那些路灯要在记忆里摇晃，再现片段，旧事恍然。高大的法国梧桐向上伸腰，绿荫里白鹭向上飞翔，鸟屎垂落向下，黄昏暮雨垂落向下。

　　风风雨雨，有的诗人走了，一去不复返；有的诗人转行，风生水起；有的诗人仅仅只是装了一段诗人。人流来来去去，有诗客也有食客，你我怆然告别。为了谋生，我从一个小县城调到这座摊煎饼一样越摊越大的城市，夜半醒来，犹如过客，一直在笔墨里“客居”。

　　我感染过新冠肺炎之后的一天，竟做了一个梦。

　　一个戴面具者予我言：纬一路河南日报旧址上要建一座“河南日报中国报业博物馆”。博物馆还在二楼，设有小说馆、诗歌馆、评论馆。冬青碧绿，松树葱茏。进门，右拐，上楼，下楼。那里摆放着中原诗人的诗稿，陈列着诗人自费印刷的“诗集”，还有我写着“郑州市纬一路一号河南日报副刊编辑同志收”的信封，为了多买米我去节省邮费，还特意剪去右上角写上“内有诗稿，邮资总付”。一个年轻讲解员在解说：诗人都老去了，他们的梦没老。

　　我在梦里觉得这是真的做梦，竟没有醒来。我狡辩道：在一座诗歌园里，一茬一茬的韭菜从来保持新鲜，意象没有老。

　　醒来时分，我坐在河南日报社招待所食堂饭桌上，应该拿出“二两”的蓝色饭票？还是“四两”的红色饭票？眼前那一碗汤还是温的，在冒着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