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专家介绍
罗永宽，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教材委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组成员、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兼任全国周恩来生平思想研究会副会长、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湖北省委讲师团特聘教授、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牛津大学访问学者。
□罗永宽 张贝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党的二十大以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深化拓展，学术界和理论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发展、本质特征、内涵实质、重大原则、实践逻辑、世界意义及其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形成了诸多富有学理性和启示性的研究成果，有力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时值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阳殷墟遗址并首次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两周年之际，本文拟选取“文明”视阈，从历史生成、文化根脉、文明更新、“两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问题域对中国式现代化予以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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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国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国大地上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这一重要命题的提出，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从何而来的生成逻辑问题，也是关涉中国式现代化论域的基础性、前提性问题。
人类历史前进的逻辑表明，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现代化取径是单选抑或多选，对经济文化落后的后发追赶型国家而言，是事关发展道路的主体性选择问题，也是中国近代以来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后面临的“中西古今”问题。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境遇下，中国如何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与挑战、如何从农耕文明迈向工业文明、如何实现政治文明的更新、如何实现中华思想文化的更新？凡此等等触及到的中西问题的要害，是我们如何在抵御外侮之时又要向列强学习。而古今问题的实质，是我们在谋求国家富强民族进步之际如何对待中华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此二者相互渗透、叠加、影响，规定着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时空向度。数代“先进的中国人”站在横向的中西问题和纵向的古今问题的十字路口，先后尝试通过学习西方器物文明、制度文明、观念文明来“保国”“保种”、变法图存、御侮自强，试图探寻出一条“振兴中华”之路。然而，“冲击—反应”语境下的模仿、借鉴等应激性反应，“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直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之后，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才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相应地，国家民族出路的艰辛求索，在践行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的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方得以独立自主地走出一条适应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国大地上长出来的现代化，这一命题启示我们，要以大历史观的宏阔视界，从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上去全链条、全过程地探寻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有着独特的推进方式和发展途径。这种独特性显然不是简单模仿，也不是照搬照抄，更不是依附式发展。换言之，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不是偶然的，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方式和发展路径的独特性，首先体现为迥异于西方“内源先发”型的现代化道路，并未依循其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等次第发展的“串联式”进程，而是在“时空压缩”的赶超情境下“四化并进”地“并联式”叠加发展。其次，体现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注重顶层设计、总体谋划，正确处理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
从中国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亦非山野草木般自发生长的过程，而是中国共产党人秉持伟大历史主动精神，以清醒的文化自觉、高度的文化自信引领的一个独特探索过程和历史进程。这是一条文明延续和探索之路，内生有中华文明的文化根基与价值追求，也是一条贯注和承载了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经由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才得以成功推进和拓展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从内生性机理观之，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需要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组织引领，需要一种在本质上区别于旧式现代化道路的新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不仅体现出时值人类社会现代化处于十字路口的一种自信和定力，也从世界历史和大历史观的视阈为我们深度理解中国现代化历程提供了观察视角和解释框架。它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根性内生逻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紧密相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结果，既有科学指导思想，又有制度安排；既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又有切实有效的实现形式和强大内驱动力，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文化沃土中生长起来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行得通、走得远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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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这一论断启示我们，历史地理解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要从中华文明赓续、更新的维度，而非直观地、线性地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简单图解。
文明反映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一般状态，现代化则反映文明的整体进步程度。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使用“文明”一词来指代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取得的物质成就和精神成果，多次在广义层面运用“文明”概念来概括一定地域的历史主体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出的文明成果的总和，如用“印度的文明”和“罗马文明”概括其社会的整体进步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明应当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创造的，并且仍在发展着的中华民族文明成果的集合体，是涵括了中华民族过去、现在及将来开创的文明形态的一个长时段文明概念。阿诺德·汤因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把一个成长中的文明定义为经济、政治以及狭义的“文化”等文化要素和谐一致的文明。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称，文化是人类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精神成果，文明是文化的进步方面。因而，一国之现代化的程度，也反映出其文明的整体发展水平或进步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从文明史观或文明视阈来看，古与今、现代与传统、现代化与有生机活性的文明，具有内在关联性。
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中华文明是活性的、动态的、延绵的，深植于中华文明沃土的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滋养、涵育，并被赋予深厚的文明底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明成果在华风夏韵的长河中灿若繁星。中华文明具有统一性和连续性，文明社会形成以来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就从未中断过。在地理意义上，中国发源于上古时代华夏族在黄河流域建立的部落文明。此后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随着耕作器物和技术的进步，华夏农业文明趋于成熟稳定，我国的地理疆域随农耕开垦范围的不断扩大而自然拓展至“九州”，奠定了当今中国版图的雏形。与之同步，我国在文字书写体系、哲学思想、国家制度等方面取得无数冠绝世界的文明硕果。古代中国虽然饱经内乱以及外患袭扰，但中华文明史尤其是中华文脉不但从未断裂，反而还吸纳并同化了大量周边少数民族，使华夏民族的阵容不断壮大。从未断流干枯的中华文明自成体系，其连续性体现出一种纵贯古今的传承力和生命活力。传承发展能力是中华文明体维持新陈代谢的一种基础性能力，不仅是其他文明能力生成的根基，还起着赓续中华文脉的基础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源远流长的文化并不能直证文明的先进，世界历史上不乏一些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并未发展为现代化国家。传统文化须经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须基于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历史主动，方能融汇入现代文明之中，是所谓守正而不守旧，尊古而不复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伟大奋斗精神。“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成为新征程上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团结奋斗磅礴伟力的精神纽带。“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为实践创新、理论创新、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丰厚精神滋养。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无不内蕴中华文明的基因。具体而言，“人口规模巨大”蕴藏“民为邦本”的执政理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蕴藏“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蕴藏“富民”“教民”的治国之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蕴藏“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走和平发展道路”蕴藏“和合文化”的圆融智慧。此外，中华传统文化蕴含中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以及独特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与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有着会通、契合之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这就表明，从中国文明沃土上长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其根脉置于何处。“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的这一论断，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存在根脉的省思，也是深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无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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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据唯物史观，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反映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一般状态的人类社会文明，相应地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为取向，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华文明得以汲取先进思想理论的滋养，释放出强大生机活力和现代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传承并更新中华制度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仅就为政之道而言，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政治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中道、仁政、德治、用贤等政治范畴，在历代政治实践中延续发展。中国巡视制度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如天子巡狩制、多重监察制、“一台三院”制、提刑按察使制、御史巡按制度等，成为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推陈出新的借鉴资源。中国制度的中华文明滋养，还包括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引用《韩非子》“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强调选拔干部实践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引用《诗经·大雅·文王》“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强调推进改革发展大业，必须建设宏大的人才队伍。
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古意盎然的社会主义文明图景。作为文明新形态主要构成的诸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关联对照、相互促进。首先，高质量发展体现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内容。荀子提出“国富民富”，“富民”是传统民本思想的重要内涵，也是国家治理、协调发展的必要举措。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丰厚的物质生活为道德教化提供基础，管仲《牧人篇》尝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不同于资本逻辑统治下的资本主义文明贪婪攫取物质财富、忽视人的精神世界和主体地位，中国式现代化在重视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兼重精神文明的独特价值。最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昭示着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建设方面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建设的价值导向。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渊源，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向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中华文明发展的持续性与协调性。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范式下，社会进步被片面地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发展”应具有的综合性内涵被掩盖，使得环境破坏、精神堕落和社会失范等乱象频发。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反映着中国式现代化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核。儒家提出“天人合一”，将人的生命与万物作为一体，它要求自然的生态秩序与人类的社会秩序和谐统一。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思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程颢的“天人同体”说、张载的“天人合一”说、朱熹的“天人一理”说，均缘于人与自然的原始亲和关系的理念，由人与物和谐平衡达致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地转化了“天人合一”的思想，用富蕴儒释道真义的“尊重、顺应、保护”理念对待自然，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齐驱并进，建设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是统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总体性文明，既拓新了社会主义文明叙事，又焕新了古老的中华文明，呈示出迥异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文明图景，指向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在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华文明不断被赋予时代性内容并得以重焕荣光，社会主义文明也焕发新生，绽放出唐风汉韵和时代风华，开生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内蕴文明特质与文明向度，是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更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文明的相互作用、彼此促进，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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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一论断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深入推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统一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动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
明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空向度，形成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文化使命的融贯性认知和总体性把握，有助于我们更加积极有为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马丁·雅克认为，如果要真正理解中国何以取得如此之成功，必须明白中国不只是一个民族国家，它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产物，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具有前后相继性，因而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同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新样态，它既体现出对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及其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与超越，也显示出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与历史性超越，从而锚定了其所创造的新文明形态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坐标。从时序维度看，资本主义文明是处于“既成”状态的文明，不再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社会主义文明则仍是“生成”中的文明，是面向未来的文明形态。以中华民族为主体开创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契合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逻辑与旨归，顺应了人类文明更新发展的时代潮流，富蕴全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立场，传承并弘扬了中国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表达，书写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理论指引。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文化思想领域的最新成果，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指导。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坚持人民至上”回答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依靠谁”和“为了谁”的问题。“坚持自信自立”和“坚持守正创新”强调了对待中华文明应当葆有的历史自信及辩证态度。“坚持问题导向”和“坚持系统观念”明确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方法策略与整体布局。“坚持胸怀天下”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拓宽了认知视野与发展空间。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了详细部署和统筹谋划。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七个着力”重大要求，明确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领导力量、方向准则、精神导引、媒介支持、载体依托、文脉根基和应当具备的全球视域，谋划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路线图和任务书。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须深入推进“两个结合”。“两个结合”以其宽广的历史视野、深邃的理论思考，大大深化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揭示了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内在机理和根本途径。其基于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夯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文化基础。“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命题，标明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达到的历史新高度。它不仅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而且拓展了实践创新的空间，为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力量根基。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角度来看，“第二个结合”完整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本质规定和重要维度，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意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以及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相通相合，使得根脉和魂脉共同担当“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在巩固文化主体性问题上，“第二个结合”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有坚实的历史根基，又有科学的理论指导，进而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两个结合”展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纵深，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进路。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入推进“两个结合”，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各自具有的积极文明因素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起来，实现理论、现实和历史三重逻辑的辩证统一，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和文明新形态，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守正创新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分别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