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这些流传千年的农谚，是一个伟大文明深邃时间观与生存智慧的结晶。二十四节气从何而来？又为何能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答案深植于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流域。

　　任何一种伟大文明的诞生，都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二十四节气这套精密系统之所以诞生于黄河流域，也是因为这方水土提供了全世界几乎独一无二的“实验场”和“催化剂”。

　　处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原，四季更替鲜明，为先民观察、感知和划分时节提供了参照系。同时，中原地区地势平坦，视野开阔，为天文观测创造了绝佳条件，登封的周公测景台，展示着古人如何通过丈量日影长度的微小变化，来确定冬至夏至等关键节气，从而实现“天地互证，以定历法”。

　　农耕生产特性也是节气诞生的刚需。中原农业萌芽以粟、黍为主，兼种水稻。农业对农时要求高，不违农时才能“谷不可胜食”。这种对时效性的追求，成为推动天文历法进步的强大动力。贾湖出土文物上的太阳纹符号与骨笛，反映出新石器时代先民已初步掌握了以太阳运动与鸟类迁徙节奏推测时令的方法，为后来二十四节气体系形成孕育了最初的文化土壤。《夏小正》是先秦时期记载夏代中原地区农事活动与时令变化的重要典籍，在此基础上，《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更加丰富了对物候与天文现象的记录。战国末期，二十四节气已基本形成，用于对农业生产长期指导。

　　早期国家治理需求是节气诞生的重要推手。《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汉书》中的一些记载表明，观测天象、制定历法、颁布农时，是华夏早期王权的核心职能之一，是“天命所归”的合法性体现，它能将分散的部落凝聚成一个有机整体，使王权的意志通过时间媒介，精准贯彻到社会的每一处“毛细血管”。汉武帝时期将二十四节气纳入国家法定历法《太初历》，由朝廷掌控，此举强化了顺天而治的政治理念。

　　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在时代变迁中传承不息，至今焕发着温润光彩。节气将年这个漫长的时间单位，细分为24个可操作、可预期的管理单元，让农业生产更加精细化。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这套系统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计划性、稳定性和效率，使粮食产量实现了飞跃。稳定的农业剩余得以养活更多非农业人口，从而为城市兴起、手工业专业化、阶级分化和文明复杂化提供了物质保障。

　　有了二十四节气，散落在广袤大地上的先民，无论身处何方，皆循同一时序生活劳作，这种共同的时间体验，更孕育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同时，许多节气也演变为重要的民俗节日，如清明祭祖，踏青、冬至祭天与家庭团聚等，这些节俗既丰富了文化生活，又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慎终追远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起到了以文化人的深刻作用。

　　二十四节气还是中国人理解宇宙、自然与人类关系的一种实践模型和哲学表达。它强调的不是对自然的征服，而是深刻观察、精准顺应与和谐共生。在“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节律中，古人感悟的是宇宙运行大道，并将此道应用于治国、养生、处世等领域。这种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是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绵延至今的重要哲学基础。对测定节气精度的不懈追求，也极大推动了古代天文学、数学、计量学等相关科学技术发展，展现了中华民族卓越的理性探索精神。

　　穿越时空，二十四节气并未随着农耕时代远去而褪色，其中蕴含的深邃智慧，在工业文明乃至信息文明的今天，依然闪烁着耀眼光芒，赋予我们强大的文化自信和前行动力。

　　二十四节气对现代农业的启示历久弥新。尽管现代科技已能控制温室大棚、实施人工降雨，但节气的宏观指导价值和生态哲学理念依然宝贵。发展绿色农业、有机农业、观光农业，恰恰需要继承因地制宜、不违农时的古老智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节气文化也是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文化资源。

　　二十四节气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基因。节气文化中蕴含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观，是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为实现永续发展提供了深厚文化底蕴和精神支撑。

　　二十四节气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鲜活载体。2016年，二十四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世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讲好节气故事，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智慧，让世界看到，一个古老文明如何以一种极富诗意的方式理解时间、生命与自然。

　　二十四节气是中原农耕文明的壮丽史诗。它源于先民对时间的精密把握，最终升华为塑造文明形态、哲学思想与民族精神的重要力量，彰显出中华文明兼具科学探索与实用理性的智慧基因。探源其流，既回溯历史，更从中汲取顺应自然、把握规律的永恒智慧，让这一古老遗产在今天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作者系河南农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