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千年中原，厚土载文。河南的山川风月，藏着三苏父子的足迹与魂梦。从眉州巴山蜀水走来，苏洵、苏轼、苏辙携一身文气踏入中原，这片土地见证了他们的仕途浮沉、文思激荡，也最终成为他们此心安处的归宿。岁月流转，三苏文化早已融入河南的文脉肌理。《理论周刊》今起开设“大众学术·豫见三苏”栏目，诚邀读者与“三苏”来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逢，开启一段文脉与山河交融的共鸣。

　　□任梦一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有宋一代以新政求治开其先，推变法除旧弊继其后，举革新之制，崇儒重教。这一时期，中原盛景繁华、条达辐辏，汴京城内冠盖相望、文化繁荣，吸引天下文士趋之如归，共同造就了开放包容、锐意求新的时代气象。冥冥之中，这也为三苏与河南之间更深层的命运羁绊埋下了伏笔。苏氏父子从眉山千里赴汴京，这里既是他们仕途的起点，也是生命的归宿。“遂欲买地居妻孥”是苏洵对家族扎根华夏中州的根脉认同与深厚期许；“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体现了苏轼久望京都的理想坚守和回应理想落幕的释怀坦然；“身虽坐上宾，心是道路客”则映射出苏辙身处权力中心时的自省与自处。三苏跋山涉水的仕宦之路，与初心理想的归程之路相互呼应，贯穿了他们一生的河南行迹。

　　几度往来，势济天下的初心底色

　　试策贤良的治世初心。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为了苏轼、苏辙能够直接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经过多方奔走谋划终于拿到了寄籍开封应试的名额，携二子自蜀地跋涉一千余里奔赴汴京。二人初试登科便一战成名，三苏文章亦一时传遍京师。此时正值王安石改诗赋取士以经义策论之际，希望通过科举改革选拔实务致用的人才。苏轼即在礼部考试中属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其文题拟出《尚书》孔注，卷首上致尧舜，通篇引经《书》《传》，附以《诗》礼，阐述仁政之旨，言辞晓畅、立意深刻，当即获得了阅卷人梅圣俞和主考官欧阳修的认可，欧阳修在看到其考卷时惊奇竟有此异人并大加称赞，其治举之才尽得彰显。据宋代陈鹄《耆旧续闻》记载：“惜宋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初抵京都二人便脱颖而出，赢得了宋仁宗的赞赏和朝野瞩目。苏辙更是在试举成功后立就一篇《上枢密韩太尉书》，其言：“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向之来，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使得优游数年之间，将归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苏辙初登仕途便上书干谒时任枢密使即当时最高军事长官的太尉韩琦，直叙向其求教大方之意。初涉仕途，所怀经邦济世的壮志、胆识与远大理想尽彰于此。

　　三入三出的民本实践。丁母忧离京三年后，苏氏兄弟二次返回汴京。苏轼赴任凤翔，苏辙则任职大名府。初登仕途的政治理想经过了数年沉淀，与此同时，地方的历练也使他们对基层民生有了更敏锐的洞察力和切身体悟。苏轼从进士考试时提呈的策论卷到凤翔任上拟题《永兴军秋试举人策问》，写下《思治论》，再到两次参加制科考试呈奏《应制举上两制书》和《进策》《进论》诸篇，多次表达期望制度改革应当“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要攻坚克难革除制度弊端的政治主张。其间，二人再赴汴京应制举，后因父丧匆匆归乡，直到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重返汴京。此时恰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施行变法，他们本期待施展拳脚以改革除时弊，但因见其新法连颁，激进强势，到开封月余，苏轼连呈《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万言奏议，反对变法中的诸多措施，主张“镇以安静”，认为其“求治太速”，罢之则可“消谗慝召和气，复人心安国本”。苏辙则写了一篇《上皇帝书》，洋洋洒洒八千余字，直言“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从丰财强兵到治国用人，他们就除“三冗之弊”提出了诸多想法，希望可以兴利捍患，解决百姓百工的具体事，体大而识精，体现出了以民为本、务实渐进的政绩观。

　　四度还京的中衡自省。苏轼与苏辙在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交锋中，言辞凌厉，更以诗暗讽，“不合时宜”已见端倪。1071年他们被迫再次离京，至此长达十余年的外任和“乌台诗案”的经历，成为他们为官的实践积累和治政思想变化的重要阶段。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二人应召还京，这一次他们对治理之道有了更为成熟的认识，苏轼也一度从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等文官要职。其间，司马光任宰相，欲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而苏轼由于长期在地方工作，兴修水利、减轻赋税、赈济灾民、疏浚湖堤等基层治理实践让他认识到新政虽有弊端，并非一无是处。因而他在《辩试馆职策问剳子》中提出“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主张取新法之长补旧法之短，参用所长、循序渐进。苏辙也在《久旱乞放民间积欠状》《论罢免役钱行差役法状》等奏议中提出“保民除放，使民得再生”“辄弛租税，减算赋，自损以厚下”，强调为政当服务于民，课税收缴应因时制宜等内容。在国家改革进程中，兄弟二人逐步走上了更为理性务实的改革道路。

　　终归河南，初心不改的精神归程

　　渑池赠别的记忆归属。在古代，此地一别后便音讯难觅，让送别变得尤其郑重。文人之间以诗相赠，这不仅是私密的心灵对话，又是承载着浓郁离别思绪和珍重祝福的仪式，成为有着特殊意义的地方记忆。嘉祐初，苏轼兄弟初赴汴京应举，途经渑池，曾在一处僧舍留宿并一同作诗题壁。五年后，苏轼启任凤翔签判，与苏辙在郑州话别，一路相送再过渑池。苏辙创作了《怀渑池寄子瞻兄》，以“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与其兄道别，苏轼和了一首：“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嘉祐二年，二人双双及第，苏洵也因才学被举荐。兄弟二人正欲在汴京一展抱负之时，突闻母丧，便只得随父回乡为母守孝三年。当他们再次北上回到汴京，苏轼又要匆忙赴任。经历了家庭变故和抱负受阻搁浅，苏轼对仕途之路有了更为复杂的情感体悟。旧地重游时，老僧已逝、旧壁已颓。时间的阴差阳错，以及诗中还未经历却已抒发的感慨也似乎成了预言。此后苏轼多次被贬谪，苏辙也屡经辗转。渑池一别，不只留下了“雪泥鸿爪”这一富有哲理的经典文学意象，也见证了他们在世事无常中相互扶持、共同坚守的情谊。

　　汴京梦绕的理想安放。汴京之于三苏，不只是一座地理意义上的城市，更是代表了宋代文人士子实现儒家“内圣外王”价值理想的精神坐标。初来时，苏氏兄弟便以辞章名动京师，然而理想之路却不平坦。当苏轼、苏辙在1069年再次踏入汴京城之时，距初到汴京已有十年之久，父母皆逝，为仕之路却还不见大的起色。他们本欲借新政有所作为，却因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而分道扬镳。苏辙出为陈州教授，辗转应天府和筠州、绩溪等地；苏轼则通判杭州，开始漫长的外任生涯。1077年，苏辙在赴应天府签判途中曾作诗寄王巩，自言“老年转觉脾嫌湿，世路早令心似灰”，心如死灰一言再言。元丰二年（1079年），突遇“乌台诗案”。苏轼面对生死考验不禁悲从中来，写下了“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的绝命慨叹。苏辙为救其兄，上书“乞纳在身官以赎兄罪”。最终苏轼贬谪黄州。在淮阳为苏轼送别时，苏辙写下了“此心此去如灰冷，肯更逢人问复然”之语，心如死灰成了他对过往种种最本真的表达。直到宋哲宗继位二人还京，苏辙一路从右司谏、起居郎，拜尚书右丞，升门下侍郎，真正进入北宋权力中心。苏辙比苏轼在京时间更长，从1069年在开封写下“身虽坐上宾，心是道路客”，到1085年赴外任时的“去国偶然经昼梦，逢人稍欲问都城”，离京十五年后，他对汴京与自我命运的清醒认识里依然有无法抑制的深深关切。而苏轼则是短暂回朝又再度外放，此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外任和贬谪的途中，漂泊于北宋朝堂之外，“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就是他充满遗憾的宦途自传，也映照出其内心深处对这座理想之城的无限眷恋。汴京是他们年少时承载壮志的起点，在此也经历了最为惊心动魄的章节，一度成了理想陷落之地，但始终还是那个他们从未放弃的理想安放之地。

　　回归嵩岳的心灵安居。嘉祐元年，苏洵在汴京曾写下《丙申岁余在京师》，“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自言“余有意于嵩山之下，洛水之上买地筑室，以为休息之馆”。苏洵一生屡试不第，人生理想始终无法真正安放。从蜀中远道而来，买地安家对他而言，是一种更深沉的根脉情怀。他决心要让苏氏家族在中原扎根，在政治文化中心开拓一番天地。嵩岳踞于天下之中，河洛是中华文明之源。和今天的我们一样，安定与根脉情结是刻在血脉里的。这份安居于中州的期许，承载着他对中原繁华地的情感认同与向往，也在潜移默化中成了三苏共同的精神底色。苏轼诗中多次提及嵩洛，例如《追和子由去岁试举人洛下所寄九首 其二》中的“洛邑从来天地中，嵩高苍翠北邙红”，《美哉一首送韦城主簿欧阳君》中的“念彼嵩洛，眷焉西顾”，《和陶拟》中的“奇峰望黎母，何异嵩与邙”。不论是在杭州、颍州，还是贬谪海南，所见山水皆能让他想起嵩洛故地。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获赦自海南北归，途中病发，临终寄信苏辙，命其将自己葬于嵩山下，其子遵嘱，将其归葬郏县，与苏洵衣冠冢一同安置于此。苏辙晚年以太中大夫致仕告老，在仕宦生涯的最后回到了中原。他在返京途中写道：“山林瘴雾老难堪，归去中原荼亦甘。有命谁令终返北，无心自笑欲巢南。”盼归中原终于实现，内心百感交集。后来，在《卜居赋》里苏辙回忆：“昔余先君，以布衣游学京师，常有意于嵩山之下、洛水之上，买田筑室，以老其身。”他最终筑室于许州，亦达成了先父遗志。

　　三苏在时空与精神的维度上，终于回到了梦想启程的地方。身归处也是心安地，鸿爪落处亦是归程。如今的开封、渑池、陈州、郏县……早已历经无数历史时空的叠合与变迁。而他们的人生轨迹共同组成了独绝当时的“苏式”故事，也让每一处地名被连接在一起，成为叙说北宋辞章气象、政坛沉浮与士人风骨的重要节点。当我们重读三苏，重新走过他们的河南来时路，就如同重又捡拾起在中原大地的散落星斗，跨越时空，却遥相呼应。在理想追寻里坚定信仰，在时代进程中务实奋斗，在挫折困难之际安顿自我，在家风传承中互予温情，这些便是我们在历史中不断寻找的“文化归属地”。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黄河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