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银琴

　　《诗经》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更是黄河文明精神底色的奠基者。从《周颂》的庄严祭祀到《国风》的抒情咏叹，无不承载着早期中华文明对天人关系、家国秩序与个体德性的深刻思考与实践建构。

　　《周颂》作为祭祀乐歌，虽名为告神，实则充满了理性的政治自觉。如《维天之命》歌颂的是文王之德，强调却是“我其收之”，是“曾孙笃之”，表现的是继任者以德配天的决心。因此，祭祀典礼上的歌唱，不仅表达着对祖先的崇敬，更是政治实践中提升族群凝聚力的重要方式。

　　《雅》诗则承担了“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功能。《大雅·文王》《大明》等诗通过回顾文王、武王的创业史与殷商的灭亡，建立起“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与“宜鉴于殷，骏命不易”的历史反思机制。这种正向的借鉴与反向的警醒，构成了周人治国理政的双重镜鉴，并由此推动了以“尊尊亲亲”为核心的礼乐制度的建立，将宗法血缘与政治秩序融为一体。

　　当西周中晚期王政衰微，“变风”“变雅”便应运而生。诗人开始直面政治黑暗，如《大雅·民劳》《小雅·十月之交》等，皆是对时政的沉痛针砭。这种源于制度设计的讽谏当中，蕴含着对家国命运的深切责任感。从杜甫的“广厦千万间”到范仲淹的“先忧后乐”，直至顾炎武的“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其精神源头皆可追溯至《诗经》所奠基的对道义的坚守、对苍生的体恤、对责任的自觉。

　　此外，“十五国风”还以鲜明的地域特征展示了人们丰富的情感世界。如被后世道学家误读为“淫诗”的《郑风》，就是在郑国商业经济发达、思想相对开放的背景下男女之间真挚情感的自由表达，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自然流露。

　　《诗经》以敬畏天道的宇宙观、崇德尚礼的理性精神、匹夫有责的担当情怀以及情动于中的真挚表达，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丰富的文化底蕴，使其跨越三千年风雨，依然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