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全媒体记者 赵若郡
10月21日，省老干部活动学习中心政四街院区。
“母亲，河南日报的记者来看您了。”屋里，二儿子梁涛俯身在梁青石老人耳边低语。老人手指微微动了动，喉咙里忽然发出一阵含混而急切的声音。
梁涛赶紧上前握住她的手，转头对记者说：“她听懂了，很激动，就是说不出来。”
梁青石，107岁，我省唯一健在的红军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客厅里的一幅老照片，把视线拉回那段烽火岁月。照片里，她穿着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目光清澈而坚定。
梁涛说，母亲这一辈子记性好，那些事，她都记得。
“我都十六岁了，还算小？”
1936年秋天，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以下简称“牺盟会”）的村政协助员来到山西平遥，那是梁青石的家乡。
“听母亲讲，那时，我二姨梁征是平遥中学抗日民主先锋队队员，地下党组织经常到家里讨论问题，她负责站岗放哨。”梁涛说，二姨经常带回来一些先进书籍，母亲看了这些书，逐渐感到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有新的生活、新的社会。这是她对党组织最初的认知。
后来，一连几日，梁青石跟在姐姐身后，告诉她，自己想要加入牺盟会。到了门口，梁征回头看她，说：“你还有些小啊。”
她急了，嗓门一下子拔高：“我都十六岁了，还算小？”
“二姨可以说是母亲的启蒙老师。”梁涛说，当时，看她这股劲头，二姨没再说话，领她进去。协助员拿出一张入会表，告诉她，牺盟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群众团体，专打日本鬼子。她一把接过来，当场填了表。
梁涛回忆道，母亲讲过，她从小就倔强，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当年，她和大多数同龄女孩一样，被要求裹小脚。但她拼命反抗，一圈一圈把布条都扯下来，坚决反抗裹小脚。
平遥当时被称为“晋西北的小延安”。1937年春，在牺盟会工作的梁青石通过县教育局考试，被分配到香乐乡安固村创办女校。学校招来三四十个女学生，梁青石教她们出操、跑步，唱“工农商学兵一起来救亡”。村里人开始觉得新鲜，后来听她讲抗日、讲游击战，一传十，十传百，每到晚上，教室里挤得水泄不通，连窗台上都坐着人。
就这样，梁青石走上了革命道路。说不清当时对革命懂多少，但她认准了一件事：参加革命，救中国。
“妈妈送了一程又一程”
1938年春节刚过，梁青石就要离开家乡，南下霍县，参加五县游击队的宣传队，宣传抗日、发动群众。
临走前，她的母亲哭了。可母亲也知道，日寇进了城，老百姓都活不成，她含泪说：“走吧，出去也许能闯条生路。”
临行前一夜，梁青石睡在母亲炕上。母亲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她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梁青石知道，自己走了，母亲日子更苦。她在心里默念：妈妈，但愿我们今生还能团聚。
第二天清早，母亲送她。送到村口，又送到邻村，母亲追了一程又一程，直到人影越来越小，再也看不见。
梁青石曾多次给孩子们提起，“为了革命的理想，为了民族的生存，我没有赡养可怜的母亲，这是我一生的心痛”。
后来的日子里，在母亲看不到的地方，她一步一步走了下去。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建立后，梁青石所在的组织被改编为决死二纵队。她成为决死二纵队吕梁抗战剧团的一名战士，继续宣传抗日救亡。
1939年2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时候，入党是悄悄进行的，不公开。”梁涛回忆道，“母亲总说，宣誓的时候，心里既紧张又激动，觉得这辈子有了方向。”
“这一生，离不开党的培养”
1942年11月7日，梁青石离开晋绥边区，经组织介绍，前往延安。
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休整三个月后，她萌生了学医的念头。可入学要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她就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苦读数理化。
“母亲说，那三个月她把战争时期没读的书都补上了。”大儿子梁斌说，“母亲总说自己基础差，就得比别人更努力。后来考上中国医科大学，她特别高兴，说这是党给她的机会。”
1953年，梁青石和丈夫一同来到河南。先后在焦作矿务局医院、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郑州纺织医院工作。1961年调到河南省人民医院任内科副主任，直到离休。
“我是党培养的医生。每当看到病人在我的治疗下康复，我会感到由衷地幸福。”梁青石在回忆录中写道，“能够救死扶伤，帮助别人，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幸福。”
梁斌回忆，到郑州后，家里条件有所改善。但父母一直教育他们：“学校里别的孩子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不能搞特殊。”他打趣道：“那时候，郑州的杨树叶、榆钱都吃过一遍。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想享受，门都没有’。”
如今，梁青石的五个子女都是共产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踏实奉献。
去年8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送到老人家里。家人们回忆，老人接过纪念章时，低头轻轻抚摸，说了声“谢谢”，然后又轻声补了一句：“那些没回来的战友，更该得这个。”
谈及红军长征，老人曾坚定地说：“长征，就是跟着党走，再难也不回头。”
百年守望，一生信仰。从平遥进步学生，到决死二纵队女战士；从中国医科大学学生，到救死扶伤的医生，梁青石虽未亲历长征，但她的一生，何尝不是一场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