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部分，其核心内容可理解为“一个中心，六个强调”。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六个强调，即强调“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协同，工业化和信息化协同”，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协同创新”，强调“扩大内需和发展实体经济”，强调“城乡发展一体化”，强调“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强调“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两个加快”要更清晰地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1
“一个中心，六个强调”
记者:您认为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部分有哪些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新部署?
高波：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部分，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和新部署。可理解为“一个中心，六个强调”。
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中心不但强调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同时还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明确提出了“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这4个“着力”、5个“更多”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
为保证这一中心目标的顺利实现，在现实工作中强调六方面导向：
强调“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协同，工业化和信息化协同”。“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是对“四化”相互关系的深刻分析。
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协同创新”。“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这里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四个创新”。
强调“扩大内需和发展实体经济”。“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重点”、“战略基点”、“坚实基础”，这是对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准确把握。
强调“城乡发展一体化”。明确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不仅提出了城乡一体化战略，而且对实施这一战略提出了明确要求。
强调“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要求“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开放模式”，“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加快走出去的步伐”。这些提法说明，我们党对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思路和措施更加清晰。
强调“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等。
2
更清晰地划分
政府和市场的角色
记者：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请问这一新论断有何理论依据?其实践指向是什么?
高波：我理解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私有制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条件下运行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由政府有力地进行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政府在维护市场经济平稳运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充分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其次，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其中，全面协调可持续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协调包括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协调，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也应包括政府与市场相协调。
再次，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是尊重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重要作用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转型和发展对中国和世界带来了重大变化，市场机制得到了充分发育，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存在体制问题和政府的不当干预，市场扭曲问题十分突出，严重阻碍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因此，如何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从而更好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重要作用就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仅是重要的实践问题，更是一个科学难题，这也正是改革的题中之义。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实践指向即是既要尊重市场规律，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和市场都存在缺陷，要促使政府与市场在发展过程中进行动态的、有机的结合，谋求二者在比较优势上互补, 向政府与市场相互融合的市场经济转型。
记者：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高波：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基本建立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但是，中国政府掌握的社会资源比例在逐年增加。政府规模不断膨胀，而惠及民生的公共服务水平却未得到改善。因此，必须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改革，特别是政府体制改革，向政府与市场融合的市场经济转型。具体而言可有以下几个方面：（1）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推动政府服务朝更加规范有序、高效便民、公开透明方向转变；（2）以法律方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角色、职能、规模、边界和权力；（3）根据事权、财权相对称的原则改革政府内部关系，改革财政体制，增强地方政府的发展能力，使所有层级的政府具有相匹配的资源和动力；（4）改革国有企业的范围和功能，取消产业进入壁垒和其他竞争障碍，削弱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改善公司治理；（5）不断推动诸如知识产权制度等在内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关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3
“两个毫不动摇”意味深长
记者：“两个毫不动摇”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命题，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有何深意？
高波：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命题。“两个毫不动摇”的提出，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表明了党和政府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
关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争论由来已久。一些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彼此对立的，国有企业不退出，民营企业就发展不了，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谁取代谁的问题，也不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谁退谁进的问题，而应该是如何促进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问题，以及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形成产业配套和优势互补的问题。
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为我们如何促进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解决中国种种经济问题的关键。我们应该不断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打破行政垄断，破除产业壁垒，放宽准入条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等领域。
4
实施创新驱动的基本路径
记者：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为什么？
高波：当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面临的现实困境必然要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体现了党对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利于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有利于集中全国力量，“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以制造业为例，作为制造业大国，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制造业凭借低廉的要素成本和不断降低的交易成本优势，在优良的基础设施支持下，以贴牌代工或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由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GVC）的生产分工体系，推动了中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然而，这种定位于“GVC底部”的增长战略正面临着来自内外部的严重挑战。价值链高端的跨国公司的俘获、控制和盘剥，其他发展中国家以更低成本加入激烈的国际竞争，迫使中国推进全球价值链攀升和产业升级。无论是攀升全球价值链，还是推动产业升级都离不开创新驱动，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演变实际上也是中国创新实力不断提升的过程。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本途径：首先，通过培育知识资本推动创新。知识资本是企业或其他组织从自主性生产、投资的动机出发，进行有意识地研究开发活动的结果。知识资本是企业或其他组织从自主性生产投资的动机出发，进行有意识地研究开发活动的结果。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经历了从规模物质生产到设计和使用技术，从加工处理资源到加工处理信息，从应用自然能源到应用知识、思想的转变。随着这种转变的发生，决定经济行为的基础性机制由规模收益递减转向规模收益递增。
其次，通过政府支持推动创新。根据行为主体的不同，研究与开发可以由政府部门提供支持或者私人部门投资开发进行。当然不排除它们之间的联合行动。政府部门资助的R&D，基本上在大学或专门研究机构中进行，开发的成果多数具有基础意义或者某一领域中的普通实用性。这方面的研究一般持续周期长、不确定因素多、风险大，需要长期的、大规模投入，所以私人企业不愿意、也无力从事。但是从整个社会的知识结构或创新的科学基础来看，政府部门支持研究与开发活动是向导性的，对于国家和企业是不可缺少的。此外，技术上的创新也要靠国家税收政策和市场竞争来解决。此外，还要加强集官产学研于一体的创新体系建设。
再次，通过技术引进引导创新。各种形式的技术转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上来看，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都首先经历了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阶段，并通过技术引进获得经济发展的动力。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研发能力来看，通过引进的方式实现技术进步也是一条较经济可行的办法。由于发展中国家独立地获取技术所花费的代价要远比从别国引进成熟的同类技术高，所以，通过引进可以大量节约研发时间和资金投入。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通过技术转移获得了必要的生产能力，而且通过将先进技术与低的劳动力成本相结合，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强大的竞争力，并获得自主的持续技术创新能力。
5
一体化发展
解决“三农”问题
记者：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十八大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这种变化有何寓意？
高波：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变化，体现了通过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来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据统计，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与发达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城镇化比较之后，可以发现中国具有一些独特的城镇化现象，比如中国的城镇数量众多而城镇人口不足，不能有效利用城镇集聚经济；中国的城镇化专业程度不够，大多数城镇都鼓励发展门类繁多的制造业；移民融入城镇社会较为困难，移民是暂时性的或“候鸟式”的，从根本上抑制了基于乡—城人口流动的城镇化进程；中国城镇在治理机制上不注重服务职能，城镇管理者的精力更多集中在经济增长上，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功能关注不够。
城镇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需要针对中国独特的城镇化现象，确定城镇化政策取向：实现农村城镇化和城镇现代化的统一，农村城镇化的核心是突出城镇功能，城镇现代化要素则要向农村扩展和辐射；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统筹城乡发展，需着重考虑减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防止城镇贫民窟蔓延、避免过度拥挤的“大城市病”四个方面的政策；消除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的障碍，使移民有资格享受城镇的公共服务、信贷、住房、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教育和就业培训，鼓励移民从低产出的农业转向高生产率的城镇工作；鼓励有效的土地利用和减小城镇蔓延，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供保护农业用地和绿色空间的正确激励，同时避免无序利用和任意扩大城镇范围。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向传统农业供应新的生产要素，关键取决于推广现代农业要素的投资收益率。而就实践来看，农业现代化包括了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改变农业生产结构、创新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实施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等丰富内容。实行农业现代化乃至解决“三农”问题，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础上，还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实现城乡统筹，实现人口、劳动力在城乡经济、社会结构上的转移和调整，实现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变革；二是要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三是制度改革，主要关注的是户籍制度改革、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和乡镇机构改革以及乡村治理模式改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