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江淮 周南

　　在总结党的二十大以来新的发展形势和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系统性部署。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会强调将教育、科技和人才视为推动创新发展的有机整体，从创新链的全过程着眼进行系统性和动态性优化，提升国家创新能力。

　　从零散式创新结构向全过程创新体系转变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际上就是关注从人才培养到科学知识发现、再到新兴技术发明及其市场应用等不同创新环节之间的上下游结构关联，整合当前创新链上各个分散的专业化环节，构筑现代化的全过程创新体系。

　　长期以来，经济学研究还未基于统一的理论框架来认识创新活动，只是零散地分析了人力资本积累、知识发现、技术种类拓展和产品质量提升等经济增长背后的现象，创新活动被默认为是纯粹依赖市场机制对各个分散和专业化的创新主体进行组织协调。然而，客观上，不同创新环节的相互影响不是技术上可分的投入产出关系，存在大量的外部性和外溢效应，从个体知识、技能和精神形成的教育领域，到基础科学、技术原型和市场发明创新的科技环节，现实中的创新远非理论描述的那样，而是所有已知创新机制的复合系统。这一现状已经在各国达成共识，却一直没有被科学系统地加以利用。凯恩斯主义早已渗透到产业发展实践中，但在创新领域，分散式创新结构依然占据支配地位，创新链上的不同环节主要通过技术市场自组织，缺乏有效的创新全过程统筹机制，教育、科研和人才投入对创新产出的边际贡献和联合贡献仍然存在巨大的改进空间。

　　构筑全过程创新体系，要求优化教育、科技和产业协同推进机制。具体而言，教育部门应基于当前创新发展背景和未来科技发展方向，全面检验和改进不同受教育阶段动态和截面教学结构。义务教育阶段应更加注重知识连贯性和发展多样性，以培养学生科学逻辑、研究兴趣和知识创造力为目标探索调整教学内容和方式，使我国庞大的基础教育规模转化为巨大的创新型人才潜力空间。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不仅是科学活动中心，而且是教育部门、科技部门和产业部门的交叉地带，同时承载着研究型人才培养、创新人才储备、基础科学研究、技术原型开发等多重任务，因而构筑全过程创新体系的改革重心在高校和科研院所。

　　当前，高校和科研院所普遍面临专业结构调整缺乏前瞻性、传递知识缺乏前沿性和技术市场转化能力弱等难题，无法将超大规模人口优势转化为超大规模人才优势以及无法将学术知识有效兑现为社会生产力。因此，要实现创新发展目标，高校和科研院所必然要面临全方位和持续性的体制机制变革，从课程设计、专业设置、机构调整，到试点推广新型校企（教学、研发和产业化）合作模式和科技人才评价激励体系等。在这种前提下，创新链上游人力资本和科学知识积累将更显著地助益产业部门技术研发及扩散活动，针对产业领域的创新政策和战略布局（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也将产生更强的政策效应。

　　以地区间技术互补耦合创新体系全过程

　　作为超大规模发展中经济体，我国面临的一大基本国情是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巨大，经济地理格局和整体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深度依赖关系。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机制体制的统筹优化，必然要结合我国特定创新地理背景，落地为切实可行的发展布局和改革举措。

　　利用地区间人力资本积累的互补关系，整合分散的潜在人才群体，为创新链下游供给稳定人才资源储备。义务教育阶段是本地化封闭的，人力资本形成不具备地区间互补性，同时教育资源配置区域分异明显，抑制了超大规模人口优势转化为巨大人才潜力优势，因此教育资源在区域间平衡再配置是未来义务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关键内容。高考是潜在人才资源首次和唯一的大规模流动渠道，它将有不同地域文化和多元认知背景的个体按专业群分匹配，使不同地区潜在人才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动态互补。扩大高校生源地域多样性、完善高考制度的地区公平性设计，以及增强主要研究型高校的交流自由度，将强化这种互补性，进而提升研究型和创新型人才质量，因此未来优化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将主要着眼于这三个维度。

　　利用地区间科学知识创新的互补关系，强化全地域基础研究能力，为重大科学理论问题的突破夯实基础。当前，不同地区的科学禀赋呈现出巨大差异，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数量、研究人员以及学科专业分布构成这种科学禀赋差异的原因，而现代科学与技术创新极其依赖异质性知识的交叉重组。所以，降低科技部门的跨地区学术交流成本，支持基于科学禀赋的跨地区科研合作和交叉创新，在各地区布局建设互补性“科学集群”，是科技部门推进机制体制创新优化的主攻方向。

　　利用地区间应用技术发明的互补关系，充分结合多样化技术信息，为颠覆性发明创新提供多元化场景支持。当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支撑起了一个国家的全球产业竞争力，这些产业的发展壮大不再简单依靠产业资本存量积累，而主要由异质性技术的交叉重组和集成创新来驱动。同时，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不同城市群分别形成了差异迥然的显性技术比较优势，基于发明专利测度的地区间技术互补关系不断强化。由此，技术市场跨地区专利引用、转化转让、人才流动和研发合作等现象日益普遍，为颠覆性发明创新创造了基本的市场环境。作为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一部分，技术市场及其相关的风险资本、研发人员和存量技术等要素市场跨地区统筹与规范化建设，在未来很可能会被重视起来，以消除地区间技术互补阻力。

　　不同地区教育部门、科技部门和产业部门活动之间存在交叉互补效应。由于人才跨地区流动，一个地区的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更优质的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一个地区的科学禀赋增长也为所有地区扩充了非相关多样化技术，而一个地区的研发部门和市场创新发展则反过来通过统一的全国要素市场对创新链上游释放信号。因此，完善人才体制机制特别是人才流动体制机制，是充分利用地区间技术互补耦合创新体系不同环节的关键。

　　构筑支持全面创新、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体制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基于我国当下的创新发展现状， 强调了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重要性，概括了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优化的必要性及一体化改革方向。当前，我国创新领域和技术市场面临一系列资源错配和市场失灵问题，科技部门脱离教育和产业实践，大量知识在学术界和狭小专业领域中“封闭内循环”，耗费大量无意义的科学劳动。产业部门未能深度参与到教育和学术活动中，致使市场的人才结构信号传递滞后，人才专业结构与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的匹配摩擦。人才培养、流动、评价和激励体系的规范化和公平性仍然不足，扭曲了人才资源的配置。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仍然任重道远，我国参与全球创新竞赛的整体创新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些问题都亟待有效协同的宏观和微观机制设计，构筑地区间技术互补的全过程创新体系，形成一系列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高地和人才高地。另外，探索教育部门、科技部门、产业部门和政府综合参与和科学调度的新型举国体制也不可或缺。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