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春民
任何艺术形式，无论创作还是批评，都无法脱离其与地域、时代之间的关联。从这一角度出发，探讨某一时代、某一地域的艺术创作，始终是一个既经典又不断焕发新意的视角。然而，试图以地域或时代对某一特定作家群体进行命名或描述，往往伴随着难度与风险。
李勇的新著《时代·地域·文学：中原作家群创作论》虽同样从地域与时代切入，探讨中原作家群的创作与其所在地域、时代及社会之间的关联，本质上亦可归入“地方性研究”之列，却并未陷入对所谓“地域”特色与“时代”标签的简单陈列与刻意渲染。著作在整体把握地域文化坐标与广阔时代背景的基础上，采用综论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剖析作家创作中呈现的创造性与个体性，着力揭示作家个体的独特风格、文学创作的具体过程，以及它们与地域、时代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应然联系。
从结构上看，本书以思潮、作家、作品、对话四个维度构筑论述框架，既有对近三十年来乡村叙事危机与前景、现实主义发展路向、新时代文学突破等宏观议题的考察，也有对李佩甫、田中禾、乔叶、冯杰等中原代表作家的综合论述，从思潮梳理到作家综论，从文本细读到创作交流，表面看似松散错落，内里却逻辑贯通。该书将中原作家的创作实践置于近三十年当代文学演进——尤其是河南文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中加以审视，在一种群体性的整体视域下，凝视或透射作为群体中创作个体“个性”和“气质”的省察，如风格上的朴实与沉重，精神底色中的焦灼与疼痛等。这种“个性”与“气质”，既是地域的、时代的，同时也指向一种超越地域的普遍性，具有全国性乃至世界性。
就创作主题与视角而言，中国百年乡土文学大致可概括为“启蒙-批判式”“牧歌式”“革命-建设式”“挽歌式”及新时代以来反映乡村振兴题材的“城乡融合式”书写等类型。李勇的著作另辟蹊径，将近三十年的乡土创作置于社会急剧现代化的转型语境中观察，尤其从情感维度切入，将这一时期乡村小说的叙事“表情”，概括为“悲愤”“伤感”与“嘲讽”三种类型，进一步将其与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及现代主义三种创作方法和风格勾连起来。这一研究路径跳脱了常见的主题分类框架，也提出了一系列新颖而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点，为乡土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视域。
诚如论著中指出的：“这三种叙事情感中，悲愤是出于一种强烈的道德感；伤感则不是直接基于道德感，而是一种历史忧患或文化忧患，一种往日不再来、人心不古的惆怅；嘲讽从发生原因来看，则距离道德感更远，它更多的不是基于情感，而是理智。”李勇的著作敏锐指出了这一现象，展开了扎实而令人信服的论证，精准指出了“症候”所在，更开出了建设性“药方”。
论著指出，无论面对乡土小说中悲愤、伤感或嘲讽的情感基调，还是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及现代主义等创作方法与风格，近三十年来的乡土小说创作与批评，仍普遍存在“理性不足、艺术创造力欠缺”“一概而论”“以偏概全”及“只批评、不建设”等问题。那么，如何应对？对于创作者而言，唯有“保持一种悲悯的、人道主义的情怀，同时更进一步增强自己的理性能力，提升对社会历史的把握能力，不断学习、观察、探索、研究，如此，方能创作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史诗’”。而对批评者来说，则“更适宜持一种宽容、开放的立场和胸怀，这就要求我们有一种自省的、朝向未来的态度；既要批评，又要自省；既要着眼当下、指出问题，又要面向未来、提出建议”。这一论述，可谓客观、中肯而切中要害，无疑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与新意所在。
在对作家作品的个体观察中，一些论述视角颇为独到而深刻。例如，着眼于李佩甫创作中鲜明的文化启蒙与批判底色，田中禾笔下深切的时代焦虑与精神突围，乔叶作品中对社会转型中人性的持续叩问——这些分析均着重揭示了文学创作与时代镜像之间深刻而复杂的关联。对冯杰散文的考察中，论述更多地基于语言维度探析其如何在地域文化的群体性中淬炼出鲜明的个人风格。冯杰以风物志的笔触、方言的熔铸，佐以诗意的想象与诙谐的语言，传达出对乡村故土深沉而绵长的眷恋。“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其形态与变迁，往往最为直接地承载着文学的时代印记与地域气质。或许，这正是李勇著作特意选取冯杰散文作为研究对象，着重从语言维度切入进行细致辨析的深层原因所在。
作为学院派批评家，李勇的著作虽属理论范畴，其文字却鲜见艰深枯涩的学院派腔调，他以感性而诗性的表达、散文化的笔触来探讨理论命题，体现了其语言的穿透力与表现力。他写道：“在冯杰笔下，一个词语、一个石磙、一盏油灯，都是有生命的。一只乌鸦、一只啄木鸟、一条虫子、一头毛驴、一匹骡子，都是懂审美、知爱恨的。”阅读这样的文字，温暖而生趣，韵深而绵长。这样散文化、充满文学气息的表述，在书中俯拾皆是，已成为该著作一个鲜明的风格印记。
书中尽可能涵盖了老、中、青不同代际的作家，并涉及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体，却并未追求面面俱到。这恰恰是作者的初衷所在——在复杂多变的时代语境中，通过作家群体创作的横截面，呈现中原地域文学驳杂而多元的风貌，洞悉近三十年来中原作家创作的个体性、独特性与丰富性。在这个意义上，李勇的这部新著，不仅为认知河南地域文学提供了一条崭新路径，也为更广泛的中国地域文学研究，贡献了一份丰赡而独特的中原经验。
（作者系评论家、洛阳师范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