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旺

　　北宋嘉祐六年（1061），苏轼从开封出发，赴陕西凤翔任职，经过渑池县，又到了赶考时曾经寄宿过的寺舍，他和弟弟苏辙曾经在老僧屋壁上题诗。如今，老僧已死，房舍坍塌，曾经的题诗也无从所见。苏轼深有感触，写下了《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中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由此，创造出一个寓意深远的成语：雪泥鸿爪。“雪泥鸿爪”虽为偶然之叹，却也道出了三苏与土地的深厚缘分。老苏壮游天下，大苏、小苏宦海沉浮，他们在神州大地留下了无数足迹，成为我们追寻三苏的重要线索。

　　三苏在河南刻下的足迹，尤其厚重。苏洵行经洛阳，感叹“经行天下爱嵩岳”，心生卜居之愿；苏轼在开封上万言书，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凝练治国理政的大智慧；苏辙提出“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包含强烈的民本思想，他晚年隐居许昌，杜门著书，守护苏学灯火。

　　从渑池的雪泥鸿爪，到嵩山脚下的长眠安息，三苏在河南留下的文学艺术、治国理念、民本思想在当今依然有着鲜活的时代意义。

　　苏洵的中原情结

　　北宋至和二年（1055），44岁的苏洵在故乡眉山著书教子，完成了《苏氏家谱》，撰写了《几策》《衡论》《六经论》等策论名篇，写信给北宋重臣张方平（今河南商丘人），请其举荐。张方平读完《权书》《衡论》后盛赞不已，致书欧阳修力荐三苏。可以说，老苏的成名、大苏和小苏的科举中第，张方平的引荐与标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年，他还与另一位河南人有交游，此人便是苏洵《忆山送人》诗中的“吴君”。吴君，名不详，颍川（今河南禹州）人，苏洵称其“吴君颍川秀，六载为蜀官。簿书苦为累，天鹤囚笼樊”。该诗开篇便道：“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山川看不厌，浩然遂忘还。”苏洵喜壮游，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但最爱河南。他回忆自己年轻时的“汴漂”生活：“振鞭入京师，累岁不得官。”返乡时途经洛阳，感叹“自是识嵩岳，荡荡容貌尊。不入众山列，体如镇中原”。认为嵩山凌驾于“众山”之上，犹如中原的定海神针，神圣而高不可攀。在苏洵的眼中，嵩岳不再是一座山，而是一个符号，它标示着天下之中的崇高想象，也象征着苏洵半生浮浪里坚定的追求与仰望。

　　至和二年（1055）春，苏洵携二子出剑阁，穿秦岭，沿崤函、汴洛古道向中原进发，五六月间，父子三人抵京师。当时开封大雨滂沱，水淹安上门，太社、太稷二坛皆被冲坏，公私房舍数万间毁于水灾。从自然气象来说，至和二年是开封的灾年，但三苏的到来，却如一道破云之光，悄然改写了这座水城的文脉气象。因为张方平、欧阳修等人的推举，“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苏洵文章。紧接着，苏轼、苏辙二人同时进士及第，三苏名动京城，天下竞效苏氏文章，他们在开封迎来了人生第一次“高光时刻”。

　　这一年，苏洵的同乡陈景回结束了南方任职，回到京师，最终以太子中允致仕。陈景回并未返归故乡，而是在蔡州（今河南上蔡）买地购屋，建园林别业，养老定居。苏洵在写给陈景回的赠别诗中说“岷山之阳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鲤鱼。古人居之富者众，我独厌倦思移居”。家乡眉山不可谓不美，亦非穷乡僻壤，但苏洵有移居之思。究其原因，他还是为两个儿子着想：“平川如手山水蹙，恐我后世鄙且愚。”而理想的迁居地是“嵩山之下，洛水之上”的洛阳。他说：“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晴原漫漫望不尽，山色照野光如濡。民生舒缓无夭扎，衣冠堂堂伟丈夫。”可见，苏洵心中的河南形象何等美好！

　　苏轼的政治理想

　　与苏轼在杭州、黄州、惠州、儋州等地留下的“地方性”文化印记不同，他在河南的角色更多体现为“国士”担当。苏轼在开封科举中第，官至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政治生涯、文学生命与中原紧密相连。他在开封起草诏书，献策言事，无不凝聚着治国理政的理想抱负与施政方略。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起用王安石推行新法，朝野震动。激进的变法在朝廷内外引发巨大争议。时任权开封府推官的苏轼，在繁忙的刑狱事务之余，先上《谏买浙灯状》试探神宗态度，意见得到采纳后，随即呈上名震千古的《上神宗皇帝书》。这篇万言奏议，核心理念可凝练为九个字：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结人心，即治国安邦的根本在于顺应民心，是政权稳固的根基。苏轼论证变法中不应忽视民意，暗示民心向背决定政权存亡。他强调“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认为任何政策如果脱离民众的实际感受，终将难以持久。

　　厚风俗，即社会稳定依赖教化，不可急功近利。苏轼认为变法不应仅追求经济利益，更要注重社会风气的培育。他警告说，如果一味追求速效，容易导致“急于利而缓于义”，使人心浮躁、风俗浇薄。在他看来，厚风俗是比富国库更为根本的长期工程。

　　存纪纲，即权力运行必须守住法纪与台谏制度的底线。苏轼警醒：“纪纲一废，何事不生。”他认为健全的法纪和台谏制度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最后防线。如果纪纲松弛，再好的政策也可能走向反面。

　　《上神宗皇帝书》在后世受到极高评价。清康熙帝在《御选古文渊鉴》中评曰：“一书万言，意甚贯串而不失之复，词甚矫厉而不过于激，不独经济之裕，抑为文章之雅。”文中所说的“经济”乃经世济民之意，康熙将此文认定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政治文献，也从文学的角度高度肯定文章之雅。群臣的评语也大体相似。王熙认为此文“于三苏文中尤为奇杰之作”，高士奇评语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三者，实可包举政体，不独为救世之言”。逮至乾隆十一年（1746），杜诗大家、无锡人浦起龙说苏轼所上神宗皇帝书“是言事最钜之章，关宋室盛衰之会，不当与其他文等”，认为《上神宗皇帝书》独成一格，远胜其他苏文，遂鼓励学生蔡焯详加注释，题名《苏东坡先生万言书注》刊行，形成了苏轼文章中单篇成书的特例。

　　从南宋吕祖谦《东莱标注三苏文集》、郎晔编选《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到明代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清代沈德潜编选《唐宋八家文读本》，诸类三苏文集或唐宋八大家文章总集，无不大量采录三苏的奏议、策论、诏书，将其视为场屋之典范。这些文章培育了历代士子的文风文气与政治思想，其影响与意义毋庸赘言。南宋时，士人流传“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之谚，足见三苏尤其是苏轼的策论在科举教育中的核心地位。

　　苏辙与“苏学”的“避风港”

　　苏辙是“三苏”中唯一在河南长期工作、定居并终老于此的人。嘉祐五年（1060）三月，22岁的苏辙被任命为渑池县主簿，未赴任，在京侍父，直至治平二年（1065）被任命为大名府推官。因开封物价昂贵，其间，他与父亲寓居在雍丘（今开封杞县），苏辙在《辛丑除日寄子瞻》中有如下描述：“居梁不耐贫，投杞避糠核。城南庠斋静，终日守坟籍。”他研读《周易》，撰写《新论》。1069年，苏辙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校文字，在汴从事新法条文的文字审核工作。三月，作《上皇帝书》，指出“方今之际莫如丰财”，认为“害财者有三”：冗吏、冗兵、冗费。建议“去三冗”以节流丰财。神宗读后，即日召对延和殿。这封六千余言的上书与苏轼的万言书相得益彰，“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中所包含的强烈的民本思想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熙宁三年（1070），张方平出知陈州（今河南淮阳），辟苏辙为陈州教授，在这里做了三年学官。熙宁九年（1076），被任命为签书南京（今河南商丘）判官。三年后，因上书营救苏轼，被贬监筠州盐酒税，直至元祐元年才再次返京。之后他官至副相，终于得到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但新党上台，他被贬岭南。元符三年（1100），62岁的苏辙被赦北归，选择颍昌（今许昌）作为归隐之地。除崇宁二年（1103）因党籍禁令不得已迁居汝南（今河南驻马店）一年外，他在颍昌生活了十三年，直至政和二年（1112）去世。

　　“谩存讲说传家学，深谢交游绝世讥”，苏辙在许昌杜门深居，谢却宾客，绝口不谈时事，潜心著述，完成了《栾城后集》《论语拾遗》《春秋集解》《老子解》等诸多重要的苏学著作。苏轼去世后，苏辙成为北宋文坛“最后一位大佬”，他培育子弟，著书立说，为眉山苏氏一族的延续、苏学的发展付出了余生全部心血。

　　元丰七年（1084），苏轼结束了黄州的贬谪生活，赴汝州团练副使任。途中经行嵩山。此时，苏洵已过世18年。苏轼不禁感慨：“先君昔爱洛城居，我今亦过嵩山麓。”苏辙也在《卜居赋·序》中说：“昔予先君，以布衣学四方，尝过洛阳，爱其山川，慨然有卜居意，而贫不能遂。”苏轼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写信给弟弟苏辙，信中说：“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苏辙在许昌安排苏轼后事，将兄长安葬在郏县，并为之作《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三苏文化的超地域性价值

　　三苏与河南的关系，不能仅以“籍贯”或“行踪”来理解。苏洵在开封编写《太常因革礼》、苏轼在开封上书的奏议、苏辙在许昌完成的学术著作，其核心价值不在于“地方记忆”，而在于“国家理性”。这种“从地到国”的文化跃升，体现在三个层面：

　　思想层面。三苏在河南形成的治国理政理念，如“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超越时代，成为宋型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理念不仅影响了北宋中后期的政治走向，也为后世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尤其是苏轼对权力监督、民心向背、风俗教化的论述，放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启迪意义。

　　文学层面。三苏的策论奏议，成为之后历代科举士子的必读范本，培育了无数士人的文风文气与政治思想。其影响范围不仅限于中国本土，还远播东亚汉字文化圈内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成为前近代东亚知识精英文学修养与为政理念的重要载体。在中国士大夫精神与宋型文化海外传播的过程中，三苏文章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精神层面。三苏对河南的情感认同与精神归属，体现了中华士人“家国一体”的文化自觉。苏洵的“卜居之愿”、苏轼的“葬我嵩山”、苏辙的“颍昌著书”，是对中原文化正统性的认同，对家国责任的担当，对学术传承的坚守。三苏虽为蜀人，却在中原大地上完成了从地方士人到国家栋梁的身份跃升。

　　“经行天下爱嵩岳”，三苏与河南的深厚渊源，值得我们一代代人不断回望、不断讲述、不断传承。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三苏文化中的“超地域性”特质。推动三苏文化从“地方记忆”走向“国家认同”，从“中原故事”升华为“中国精神”，并以此为基础，将三苏文化纳入中原文化国际传播的整体布局，让三苏的治国智慧、文学成就与精神品格从中原再出发，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