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超

　　河南省东部有一个古老的县城——睢县。

　　秦置县时，因宋襄公陵寝在此，遂取名襄邑，意为“襄陵之邑”。两汉时，襄邑是天下闻名的皇家丝织业中心，专设“服官”织造御服，时称“锦绣襄邑”。北宋末年，升为拱州，成为京畿要辅。当年远近闻名的乾明寺就坐落在襄邑城西北隅。如今，襄邑已更名睢县，乾明寺已随千年烟尘淹没在历史长河里，然而，因为北宋绍圣元年那场大雨，苏轼书法的惊世之作《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在这里诞生，从此襄邑不朽，雨夜留芳。

　　绍圣元年（1094年），初夏风暖，汴水东流。

　　时任河北定州知州、已经五十九岁的苏轼被贬往岭南。

　　闰四月二十一日，一行人乘船沿汴水东行至襄邑，岸边的麦田刚收割完毕，有农人在田里劳作。

　　方才还只是薄云蔽日，须臾间乌云翻墨，暴雨骤至。豆大的雨滴砸落下来，打在官船顶棚上噼啪作响。烟雨迷茫，水天昏暗。船家告知，不远处有一座乾明寺，可以暂避风雨。

　　其实苏轼早年游历曾到过这座寺院，与寺中主持吴传正相交甚厚，本想借避雨叙旧，不料主持外出云游，未在寺内。旧交不遇虽有遗憾，却也免去俗礼应酬，反倒给他提供了难得的静谧时光，得以梳理多年贬谪的坎坷心境。

　　窗外大雨如注，檐水流淌哗哗作响。整座古寺被风雨包裹，显得分外幽静。随行人等一路舟车劳顿，不久便沉沉睡去，只留苏轼一人独坐灯下，难以入眠。前路是烟瘴弥漫的岭南，身后是翻云覆雨的朝堂，万千心事压在心头。

　　夜愈深，心愈难平，遂命随从取出笔墨纸砚。

　　禅房之内，一灯如豆。他铺开白麻宣纸，决意书写旧作《洞庭春色赋》和《中山松醪赋》。昔日所作之文，今日于贬途雨夜、古寺孤灯之下重书，心中既无激愤，亦无悲戚，只有一种阅尽千帆后的沉静与安然。

　　他提笔凝神，气运笔端，锋豪落纸，再无迟滞。行笔或疾或缓，皆随心气流转。字里行间，有贬谪之郁，有身世之叹，更有不屈之志、自适之心。他写得忘我，写得酣畅，仿佛天地之间，只剩他一人、一笔、一纸、一灯、一帘风雨。

　　浑然不觉夜已深沉。从起笔到收锋，气脉贯通，神思不散，仿佛世间一切荣辱得失、风波忧患，都在这笔墨之间缓缓沉淀。乌台诗案的惊魂、黄州东坡的躬耕、京城朝堂的纷争、一次次被贬途中的风尘，都化作笔下流转的线条，在笔墨间缓缓沉淀。

　　两篇长赋共六百八十四字，他一气呵成，毫无滞涩。

　　卷尾，他随手笔记：

　　“绍圣元年闰四月廿一日，将适岭表，遇大雨，留襄邑，书此。东坡居士记。”

　　写罢，掷笔伫立，风雨声里，心潮渐平。

　　五十九岁再次被贬，且越贬越远，他心中确有郁闷。

　　一场意外风雨，一次随心而发的挥毫，竟成就了苏轼书法生涯中的不朽巅峰。世人说襄邑是风水宝地，也是苏轼的福地，诚不为过，一段凄苦的被贬之路，竟因一场夜雨、一卷墨宝，永载史册。

　　此卷既无早年书法的纵横意气，也无中年书法的顿挫郁勃，而是进入了炉火纯青之境地。作为苏轼晚年行书代表作，后人评其书“老笔纷披，天真烂漫”。因为此时的苏轼，早已蜕为苏东坡，不为外物所役，落笔皆由心性流淌。

　　这两篇赋文，写洞庭春色之美、中山松醪之佳，看似咏物，实则写心。以酒喻人生，以风物寄旷达。酒之醇厚，一如人生沉淀后的滋味；文之洒脱，一如他历经风雨后的从容。这卷书作，不仅是书法技艺的巅峰，更是人格的写照，是苏轼用一生坎坷换来的精神升华，也因此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

　　那次雨夜挥毫，就此定格，成为千古传奇。

　　自乾明寺雨夜成书，《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合卷便踏上了跌宕起伏的千年流传之路。清初被著名书画收藏家安岐收藏，到乾隆时归入清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三希堂法帖》等典籍。1945年流落民间，1982年被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苏东坡的“二赋卷”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为其题跋者，几乎囊括了宋、元、明、清四朝书坛文坛巨擘。黄庭坚、张孔孙、李东阳、王世贞、文徵明、祝允明……卷上鉴藏朱印多达六十六枚，见证着千年文人学士的推崇与守护。

　　黄庭坚说此卷：“晚年笔意，萧然高寄，无一点尘俗气。”元代书法宗师赵孟頫得见真迹后赞叹不已：“东坡先生《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笔墨酣畅，意气安闲，真所谓人书俱老，观之令人心畅神怡。”明代董其昌将此卷直接比作“坡公之兰亭”，并称：“非晚年涵养深厚，不能为此。”

　　文徵明叹曰：“东坡此卷，老笔纵横，天机流露，后人摹仿，徒得其形，不得其神。”

　　入清之后，此卷更是内府重宝，乾隆一生三次御题此卷。第三次因卷尾已被历代名家题跋、鉴印层层填满，无一字空隙，乾隆只得将御笔题于卷首引纸夹缝之中，成为书画史上一段佳话。他将此卷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列为上等珍品，更命人刻入法帖，广传天下。清代书家刘墉、王文治、翁方纲等，亦纷纷题跋。翁方纲赞曰：“此二赋者，坡公晚年之绝诣也，文与书并臻其极，笔墨间有烟云气、有金石声，历久弥新。”

　　两篇赋文，详述黄酒酿造之法、酒性风味与饮酒雅趣，并深契宋代文人风尚。同时，宋代文坛盛行四六骈文之风，赋体多以四、六句对偶成篇，讲究声律对仗、辞藻华美、用典精工。《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遵循此种文风，句式整齐，音韵和谐，读来朗朗上口。使得这卷墨迹既是文学名篇，又是书法神品，双重价值叠加，更显珍贵。

　　从乾明寺雨夜成书，到千年流转屡经劫难；从宋、元、明、清诸多名家竞相题跋，到乾隆三题夹缝留字，《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早已超越一件普通书法作品，成为中华文化中精神与艺术合一的象征。它承载着苏东坡晚年的豁达与通透，见证着中国文人面对逆境时的精神坚守，更以其无可比拟的艺术魅力，折服千年文人雅士。

　　夜雨无声，笔墨有痕，千年之后，人们依然能从这卷古帖中，读到一位文化巨匠在人生低谷中依然从容自在、心怀光明的生命姿态。千年风雨，沧海桑田，襄邑那座千年古寺，也早已沉淀为睢县城外的一汪“乾明湖”。据当地朋友告说，苏东坡仙气至今不散，常于雨夜显灵。说如果你在一个阴雨连绵的仲夏之夜，举一把桐油雨伞，默默坐在湖边石头上，静心感悟千年前乾明寺的那个雨夜，如果有缘，你会发现，湖面有时会在不同位置“咕嘟咕嘟”冒水泡，据说那是苏子仙气在湖面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