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亚超
山川藏韵，风物留痕。作为华夏文明腹地，中原自古水土丰润，文脉绵长，风物千姿百态。三苏在此多年，对中原产生深厚依恋，此后仕宦四方，也从未忘记这片热土，长期的细腻体察如涓涓细流融入其诗文创作。时移世易，许多中原遗迹今已无处寻觅，独赖三苏诗文映照千古。
三苏笔下根植风土的中原山河
嵩山居天下之中，三苏登临览胜、赋诗寄怀之间亦多赞辞。苏洵以“不入众山列，体如镇中原”称赞嵩山峻极中央的独特地位，又将嵩山与故乡蜀山作对比，“大抵蜀山峭，巉刻气不温。不类嵩华背，气象多浓繁”，认为蜀山陡峭嶙峋，远不及嵩山温润雍容、气象浑厚。苏辙则遍游嵩山诸景，以真切见闻铺写嵩岳风光：驻足捣衣石，他借“玉女云为衣”生出缥缈仙思，又感叹“空传岩下石”，如今只剩遗迹留存山间；途经醒心泉，他以“举瓢石窦响，入口烦痾痊”写泉水之清冽，一瓢就能拂去旅人疲惫；凭吊古封禅坛，他以“登封事已遥，大碑摧风雨”，道出帝王封禅往事消散在岁月中的萧索；伫立将军柏下，他以“凛然中庭柏，气压千夫整”盛赞古柏刚正雄强的风骨；启母石前，他以“神夫化黄熊，神母化白石”追述大禹化熊、涂山氏化石生子的上古传说。苏轼远眺嵩山，以“洛邑从来天地中，嵩高苍翠北邙红”摹写其巍峨气象，又以“卜筑嵩山阳”抒发欲归隐嵩阳的山林之思。三苏各抒襟怀，描绘出嵩山的多重风姿与气韵。
黄河雄奇壮阔，苏氏兄弟将其作为极具标识性的中原地标。在苏轼的诗作《黄河》中，母亲河极具浪漫色彩。“昆仑气脉本来黄”点出黄河发源于昆仑、泥沙浑黄的天然面貌，“惊浪应须动太行”则以夸张手法写出水势奔腾、震动太行的汹涌之态。望着滔滔流水，苏轼想起了大禹治水，黄河常年为患，但其并未一味悲愁，而是借仙槎赴天河的神话生出遨游苍穹的浪漫遐想。与之相比，苏辙笔下的黄河更为平实朴素。《送转运判官李公恕还朝》中，苏辙以“钜野横流入州县”“民事萧条委浊流，扁舟出入随奔电”如实记录黄河泛滥的事实，充满对百姓的担忧。送别友人前往河朔，他仅以“黄河六七月，不辨马与牛”十字，便勾勒出汛期黄河水面高涨的景象，以渡河险境衬托友人一往无前的胆识。
三苏笔下寄托文脉的中原古迹
嘉祐四年（1059年），苏氏兄弟服母丧毕，跟随苏洵再次行走中原大地，访古漫游。叶县双凫观前，苏辙徘徊其间，以“谁知野鸟不能化，岂必双屦能飞扬”对王乔乘凫飞天的传说提出冷静疑问，却又在末尾留下一句“凫神屦怪当有在，搔首野庙春风长”，将疑问留在春风中。汝州颍大夫庙旁，荒祠傍着孤冢，古隧残坎依稀可辨。苏轼以“大夫言何柔，暴主意自惨”追忆千百年前的著名劝谏，将颍考叔委婉劝谏暴君的非凡智慧缓缓道出。沉思咏叹间，颍大夫庙不再只是一处名胜古迹，而是千古处世哲学的生动注脚。尉氏阮籍啸台上，苏轼登临远眺，虽然阮籍“长啸独轩轩”的身影早已远去，但其“高情遗万物，不与世俗论”的超脱襟怀却化作台上长风，千年不歇。封丘朱亥墓前，他继续沉吟“平日轻公相，千金弃若遗”，道出了朱亥蔑视权贵、轻财重义的气概，也抒发了对这位中原侠士的由衷敬意。
郑州列子祠，相传为战国道家先哲列子隐居悟道之处，在苏辙诗文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元祐二年（1087年），苏辙奉命告祭裕陵，返程时经过此地，特意驻足拜谒，写下了著名的《御风辞》。他从眼前的清幽古迹出发，遥想列子在此日复一日地修炼，最终到达“与风皆逝，与风皆止”的自由境界。那份不为外物所累的超脱，仿佛仍然萦绕在祠中梁柱之间。借着主客辩难，他道出了自己对御风之道的体悟：唯有“黜聪明，遗心胸”，忘却手足等外在依凭，才能“澹乎与风为一”，抵达“风不知有我，而吾不知有风也”的物我两忘之境，像飞蓬一样逍遥于天地之间。列子祠前的驻足与凝思，促使苏辙进行了一场关于自由与物累的深沉叩问。中原风物间，也因此多了几分空灵的哲思。
三苏笔下浸润烟火的中原物华
洛阳牡丹名冠天下，在苏辙吟咏中原风物的诗文中极具代表性。客居汝南期间，友人赠以千叶牡丹，他即席赋诗，以“家住汝南疑洛南”写意外得花的欣喜，继以“香秾得露久弥馥，头重迎风似不堪”写牡丹的香气与娇弱之态。在其眼中，朋友们赠送的不仅是名花，更是“银瓶满送洛阳春”的深情厚谊。除了赏玩，苏辙还亲自辟园栽植牡丹。“今秋接千叶，试取洛人余”饱含他对引种洛阳名花的期待，“谪堕神仙终不俗”则是对牡丹清逸脱俗的由衷赞叹。园中花开烂漫，竟令其生出“潩上名园似洛滨”的感慨，更有“造物不违遗老意，一枝颇似洛人家”的自得。后来受邀为济源草堂题诗，他仍称“园通济水池塘好，花近洛川颜色深”，以洛阳鲜花为上品。苏轼也对洛阳牡丹情有独钟，在写给徐安中的信中，他以“宛丘春物颇盛，牡丹不减洛阳”相慰，视洛阳牡丹为品评群芳的标尺。纵使身在杭州，他也始终牵挂洛阳盛景，“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明显是将白居易退居洛阳赏花的闲隐生活，视为理想中的生活方式。
三苏观照中原风物，于细微处留心，不乏民风、民间技艺与市井食味。还在蜀地时，苏洵就致信张方平，称“闻京师多贤大夫，欲往从之游，因以举进士”，对中州人物颇为向往。来到中原后，“民生舒缓无夭札，衣冠堂堂伟丈夫”是他对中原质朴民风的直接感受和深情赞许。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寓居开封，他写下《菊说》记录亲眼所见“智者以他草接成”的各色菊花，这些花“始八月，尽十月”，花期漫长，令他忍不住发出“亦可怪也”的感叹。虽然身在他乡，他也始终不忘中原花卉。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任颍州知州，与朋友品评洛人嫁接的新品菊花，并郑重地写下《记朱勃论菊》，借论花肯定友人朱勃的品格。苏辙晚年居于颍昌，乡居生活让他对中原的体察更加细致入微。“人言小麦胜西川，雪花落磨煮成玉”，是其对小麦的总体印象。“冷淘槐叶冰上齿，汤饼羊羹火入腹”则是更为具体的中原食味：取鲜嫩槐叶捣汁做成的凉面，清润消暑；以醇厚羊汤煮成的热面，暖心暖胃。一凉一热，生动展现了中原日常饮食的本土风味。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