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詹丽今年61岁，她是山村女教师，乡村图书馆管理员。她在鸡公山上的山村小学工作30年，为鸡公山写了散文集《菊农的一亩田》。退休后住在郝堂村，担任叶楠白桦文学馆管理员，为郝堂写了两本书《为郝堂留一盏灯》《隐居郝堂》。她克服生活的艰苦，工资的菲薄，家务的沉重，一直坚持读书写作，曾获信阳市第三、四两届何景明文学奖。

　　□詹丽

　　六十年，三座大山。我小时候住在罗山，家门对着东边的山岭叫太平寨。北边的山叫油盐罐儿山。我站在屋后山岗上，指着西边远远的大山问，奶奶说，那叫大鸡笼山。师范毕业后，在鸡公山风景区，海拔七百多米的山顶上教书三十年。现在，来到郝堂叶楠白桦文学馆当管理员11年，郝堂村四面环山。

　　我的一生，是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填写履历表，我只需三格就够了。

　　刚毕业分到鸡公山的山区小学，不满二十岁，是个清瘦的小女孩，我在那个山区小学，过了三十个教师节，我的学生结婚生娃又送来让我教，他们说我是“师太”级人物了。

　　20世纪80年代，山里生活非常艰苦。上下山靠走，登山古道有几千级台阶，空手要走一个多小时，更多时候，我们是背着下山购买的东西，驴驮马载般，走走歇歇，要走两个多小时，我们那一批教师，老了以后，膝关节都有问题。

　　记得有一年过完春节开学，我们背着孩子，吃的每样带一点儿，踩着没膝的大雪，艰难地往山上爬。路上有人还幽默地唱着：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最难过的是山里的冬天。夏天是旅游旺季，物资比较充足。冬天，各单位的人员大部分撤下山了，山上照常上班的只有学校老师，担菜上山的农民很少。2008年雪灾，大雪封山半个月，我没有买到一棵青菜。

　　物质生活的艰苦还不算啥，最苦的是山里无书可读，无人可以精神交流。每次下山到信阳新华书店，看到喜欢的书，一本一本捡到怀里抱着，走到门口付款机旁，又一本一本往下减。教师工资低，孩子的奶粉钱，上个月借同事的钱，乡下父母和正读书的弟妹的生活费……想起这些，只好留下一本最喜欢的，有时一本也不能留，含泪离开。这一生，信阳市胜利北路的新华书店，是我永远的伤心之地。

　　在这种痛苦的挣扎中，90年代我开始写作，白天上班，晚上老公孩子睡了，蹑手蹑脚爬起来写到半夜，写兴奋后会失眠头疼，要吃药。我早期作品都是一次次头疼换来的。在两家信阳报纸上找到投稿地址，邮寄手抄稿件。文学，是我的精神救赎，是自我教化。我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和生活方式，安顿好自己的灵魂。

　　在山里，我教书，写字，酿野果子酒，在校园里不停地种花。退休时我给校园留下满墙的蔷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山里生活很艰难，热爱大自然的我，生活却是丰富的。我常带学生爬山，周末和假期，我常常步入山林深处，学习辨认植物，是这片山，使我安于山居田园生活的淡泊，我自诩是草木与人类间的“介质”。

　　有人和山较量了一辈子，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以为把山踩在脚下就是征服了山。我对山的视角，有仰望，有眺望，有平视，也有俯身低头弯腰，这样才便于进入一条需要拨开树枝才能发现的小径，才能进入细微小事内部，进入一片叶子的清凉。我在山里的姿态往往是席地而坐，泥土的潮湿混着树木清香，沿着脊柱在身体里蔓延，我及时捉住她，那就是灵感。

　　在山里，许多时候我忘记了山。一万年过去，星空下的那座山一直在。我每天抬头见山，低头见山，开门见山，关门也见山。我在一座山与另一座山之间走来走去，我不想征服它，而是把山当亲人和知己。

　　我总是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

　　2015年冬天，我来郝堂，很快一个人走遍了郝堂周围的山。一个人沿着无人的铺满松针的小路往前走，甚至跟着小路穿过坟地，走到有些害怕了，就打开手机里的喜马拉雅听书、听音乐。新到一个地方、一座山，我希望尽快摸清山的走势与脉络，以便我的思绪和想象能任意伸展，也让我的文字更舒展任性，安静轻盈。

　　有时在爬山途中实现了向往，有时一直在上山的路上，在路上，就尽情地看一路的风景，到山上，就安心度日。越到后来，越明白轻装才能前行，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一路卸下身外物，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阅读写作，和爱一样，是一辈子的事儿。山喊给另一座山，永不落空。写作，和爱又不同，人喊一个人，不一定听得到回声，幸福的悲伤的失落的绝望的，皆源于此。写作的本质是孤独的，完成它，来自内部世界的生长与丰富。许多时光，薄脆又幽暗，惟借写作，抵御且照亮一个人的孤独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