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梦颖

　　豫籍茅奖作家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经典过程中需要讨论的文学现象之一。在走向经典化的过程中，作家本人的经典意识和经典自觉，对作品本身的经典品格生成具有关键性作用。作家作品文学经典品格的追求和获得，最终能够推动文学作品走向文化高地。

　　在当代文学批评家当中，摩罗、吴义勤等大力呼吁要接受当代文学中经典的诞生。摩罗认为：“我们总是习惯于等到一个作家熬到90岁才称他为文学大师，或者等到他逝去若干年之后，才追封一个大师称号。……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他写出了真正的好作品之后，及时地予以肯定和推重呢？”

　　刘震云作为豫籍茅奖作家，其作品不仅走向全国，也享誉世界，其对文学经典性品格有着自觉而强烈的追求，追求原创性、“写出事物的本质”、强调作家的“读者意识”、强调创作的超越性，这些文学创作追求让刘震云作品具备了鲜明的经典化品格。

　　刘震云是从河南延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作家。自1987年他以《塔铺》在当代小说界一鸣惊人，到2011年凭借《一句顶一万句》斩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我不是潘金莲》在国内外大热，近年力作《一日三秋》发表后引起了热烈讨论，刘震云小说创作的价值在国内得到认可，也让中国文学获得了国外赞誉。

　　1987年后，他开始发表《单位》《一地鸡毛》《官场》等小说，迅速迎来文坛关注。之后刘震云埋头６年写出了不为世人“接受”的《故乡面和花朵》。这部长达四卷200万字的大部头小说，刷新了小说字数纪录，天马行空似的叙事风格也让当时评论界无从言说。

　　刘震云说自己在《故乡面和花朵》中想要反思的是，一方面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语言的洪流是怎么淹没人、群体、生活的”；另一方面是结构的问题，或者说语言表象背后的生活逻辑问题成为他思考小说写作的新维度。《一句顶一万句》尝试进入中国底层人的心灵，发现这个人群的心灵孤独问题。小说采用传统话本小说“说书人”的叙述声口，书中出现了100多号人物，一个人物引出另外一个人物，每个人物的线头岔开又圆合，结构恢宏，想象瑰奇。小说的整个叙述盘根错节，枝蔓横生，呈现出底层社会民众群像众生的生活画卷和心灵龃龉。

　　《我不是潘金莲》有着最长的序言和最短的正文，序言用10余万字写农村妇女李雪莲的上访，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最后一章是正文，以8000字写主人公史为民“戏仿”的故事。通过这种“结构动力学”，呼应着刘震云“幽默”背后的“荒诞”本质。

　　《一日三秋》引入中国传统小说的“志怪传统”写当代的“延津故事”，结构上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小说戏里戏外、人间鬼神、上天入地、梦里梦外、逆向顺向，不拘一格又万流归一，结构上多重反复和环环相嵌，“笑话”在结构上的多重反复最终引出“笑话”是每个人“荒谬”的生存本质的哲学观的呈现。

　　刘震云认为：“作者的写作手段都是差不多的，真正的考验不在写作中，而是在写作前，在于你能不能从相同的生活中有不同的发现，就是作者的见识是否独特，凡是好作者，见识与其他人必然不同。”他不重复自己，而是追求和自己作品中的人物贴近，去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也总能在生活中发现别人看不到的“道理”。这种追求原创性的品格，是他的创作走向经典化的重要动力。

　　刘震云追求写出生活的“真相”，写出事物表象下面隐藏的“道理”。小说《单位》把中国官僚体制中的利益分配、钩心斗角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性异化勾勒得淋漓尽致。他对中国“单位”这一权力机制的解剖，是一种网状的写法，写出深陷在“网”中的人的无能为力。评论家石丛这样描述刘震云的变化：读过《塔铺》和《新兵连》，再读《单位》，我突出的一个感觉就是作者有了一个观察世界的全新方式。不再把世界一分为二为对立的两极，不再从一个个人物身上去寻找“典型性”，而是把世界作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关注的焦点不再是个别人物的命运，而是考察群体的生存状态。

　　在《单位》与《一地鸡毛》里，刘震云矛头指向的是作为制度化的官僚体制本身对人性的压迫。如陈晓明指出的那样：“刘震云试图运用‘反讽’去解开人类本性与制度化的存在结合一体的秘密。……人们自觉认同权力的结果，就足以使权力渗透我们每时每刻的生存。”陈思和指出：“自《单位》始，刘震云的小说自成一个‘神话’文本……它叙述的故事时空不一，但重复了同一的原型。原型包括了两个相反相成的模式，可用中国古代寓言来表达：‘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由此还派生出一系列亚模式。”刘震云的小说总是有着不一样的面孔，但实质上永恒的主题是对权力的书写，权力是其文学书写恒久的“神话”。

　　他写《单位》和《一地鸡毛》，把中国人生存的组织结构解剖得十分深刻，写《一句顶一万句》直接发现了中国人“千年孤独”的心灵“秘密”，他善于发现和捕捉生活中被人忽视或遮蔽的生存本相，然后把它呈现出来。刘震云是和鲁迅一样追求思想性写作的作家，他的创作具有强大的思想性特质。

　　刘震云曾被称为“草根作家”，因为个人经历，刘震云的创作一直保持了对民间社会的亲近。他在采访中多次说到，他对小人物有感情，喜欢写小人物。“新写实”阶段，刘震云的创作在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上就有与“读者”的天然贴近，民间创作转型后，刘震云的创作者身份上更愿意转变为“倾听者”：“当我由一个写作者变成一个倾听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写作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对那些发不出声音的人，你要读懂他。”《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让我们看到了小人物的内心也是惊涛骇浪的，刘震云对这些底层普通人的心事的倾听，会让读者觉得亲近和温暖。

　　优秀的作家总是追求自己的作品能与不同时代的人对话，永远焕发着不同魅力。刘震云认为“文学的底色是哲学，即作者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它又不是哲学，哲学是把世界说明白，文学恰恰不管世界能说明白的事儿，管的是世界说不明白的事儿，比如感情、人性”。文学需要达到哲学的高度呈现深刻，但文学与哲学不同，他的魅力就在于“说不明白”。

　　“看一个作家是不是大作家，主要应看他与人类的精神生活联系得有多深，或者说对这种联系揭示得有多深。落到实处来说，就是看他与他的民族、他的时代的精神生活联系得有多深，或者说对这种联系揭示得有多深。”刘震云的创作是民族精神生活的发现和书写显然已经具有“大家”气象，当一个作家的写作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时候，他的创作显然具有一种胸襟和气度，具有一种超越性视野。

　　刘震云的创作是河南作家群中实绩最为突出的一位，也是中国当代作家中走向世界的一位。他的作品广泛传播到海外世界，在英语世界、法语世界、阿拉伯语世界等获得了高度的赞誉。作为当代已经和正在走向经典化的重要作家，对这一经典化的过程和规律进行研究，一方面不仅能够确立刘震云创作本身的价值，看到他创造乡土文学和中国经验的自觉，为河南文学创造新时代的文化高地提供经验；一方面也可以获取当代文学经典生成条件的新变化及一般规律，为河南作家在新时代下创造当代经典提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