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慧琴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并立于“唐宋八大家”之列，而三苏与河南的情缘，尤其以苏辙在汝州的行迹与三苏最终归葬郏县最为深沉动人。宋哲宗亲政后，朝堂风云突变，苏辙从权力中枢的门下侍郎一夕被贬汝州。这道贬谪的诏令，看似是政治生涯的急转直下，却在冥冥之中，为三苏文化与中原大地的命运联结开启了最深沉的终章。
祈雨救灾彰显为民情怀
苏辙与汝州的交集，始于一场席卷朝野的党争风暴。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驾崩，年轻的宋哲宗决意改弦更张，次年改元“绍圣”，追继其父神宗的新法路线。作为旧党中坚，时任门下侍郎的苏辙因奏议中“以汉武比先帝”而忤逆圣意，被解除副相之职，贬知汝州。从庙堂之高跌落至江湖之远，55岁的他初到汝州便登楼北望嵩山，写下“可怜汝阳酒，味与上国同。游心四山外，寄适杯酒中”，将满腹愁绪融入对汝州山水人文的认同之中。这一杯浊酒，既是与过往的暂别，也是与这片土地的初识。他并未沉湎于一己得失，而是迅速将目光投向了脚下这片正在经受旱灾煎熬的土地。
“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这是苏辙早年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提出的为政箴言，在汝州大旱面前，他将这句誓言化作了实实在在的行动。他到任时，汝州“自春徂夏，旱饥为苦。麰麦殄悴，禾未出亩”，百姓人心惶惶，寄望于巫觋奔走求告。苏辙没有因任期短暂而敷衍，他一面按当地风俗亲撰祈雨文告，设坛祭祀，以敬天之仪安抚民心；一面筹划引汝河水抗旱，准备事在人为的生产自救。这并非迷信，而是深谙为政之道，先以仪式凝聚人心，再以行动解民倒悬。
设坛前夜普降甘霖，旱情随之解除。百姓欢欣鼓舞，将此归功于新知州的敬天爱民之德。然而苏辙不敢居功，他以清醒的政治头脑将祈雨仪式改为谢雨，并亲撰《汝州谢雨文》：“念予罪人，余谴累汝”，“仁哉有神，未请而予。再宿告晴，高下咸溥”，认为自己遭贬的罪责连累百姓，而甘霖降临当归功于神灵与前人德政。这篇短文正是其民本思想的缩影，不求个人声誉，只愿百姓无忧，将为民造福置于个人政治风险之上。
兴文重教展现文化担当
自孔子以来，“斯文在兹”便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自觉，而苏辙在汝州的兴文之举，正是这种自觉在贬谪困境中的生动践行。他没有因个人失意而消沉避世，反而以兴文为任、以教化为怀，将一段政治寒冬化为一方文化暖春。这种以天下斯文为己任的担当，使汝州这座中原古城在他短暂的停留中，获得了一次文化记忆的刷新。
修缮思贤亭、重刻杨亿诗石的举动，看似是一次寻常的古迹修葺，实则蕴含着赓续文脉的深意。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文坛领袖杨亿出知汝州，他以文墨自娱，留下诗作百余篇，当地人为其建“思贤亭”以作纪念。待苏辙到任时，历经八十载风雨，亭已破败，诗石散失过半。面对此景，苏辙不仅看到了建筑的衰朽，更看到了文脉行将断裂的危机。他毅然解囊修缮，将散佚的杨亿诗作重新搜集校订，刻于石碑，龛于亭壁，并亲撰《汝州杨文公诗石记》。在他看来，杨亿是“以文学鉴裁独步咸平、祥符间”的“清风雅量”之士，保护其遗迹便是让后人知文雅之可贵。此举的价值在于赓续了一座城市的精神谱系，让文脉在中原大地上得以绵延。
对龙兴寺吴道子壁画的修复，则是苏辙在更大格局上守护文化根脉的见证。始建于东汉末年的龙兴寺，至唐宋时香火鼎盛，寺内华严殿的两面墙壁上有画圣吴道子亲笔绘就的壁画，一壁为“维摩示疾，文殊来问，天女散花”，一壁为“太子游四门，释迦降魔成道”。当苏辙与通守李纯绎游览至此，见这座三百余年的艺术瑰宝因年久失修而“屋瓦弊漏，涂栈缺弛，几侵于风雨”，内心受到巨大的震撼。他深知这些笔迹“比岐下所见，笔迹尤放”，艺术价值极高，若任其湮灭将是不可挽回的罪过。于是他再次解囊，支持方丈惠真修复华严殿，不到一个月画殿修葺一新，濒临绝灭的盛唐气象得以延续。为记录此事，他撰写《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详述壁画的布局、内容与修复始末，为后世留下了关于吴道子艺术传承的珍贵史料。
汝州手足相会回响夜雨对床旧约
苏辙在汝州最动人的篇章，是与兄长苏轼此生最后一次相聚。绍圣元年闰四月，苏轼在由定州远谪英州的途中，特意绕道汝州，看望阔别已久的弟弟。昔日的“太平宰相”之材，如今皆成飘零贬客，所有的理想与沧桑在相见一刻化作无言凝视。苏辙领着兄长游观修葺一新的龙兴寺吴画壁，苏轼见弟弟并未因贬谪消沉，反而在困厄中积极守护文化遗产，释然挥毫写下《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诗中云：“他年吊古知有人，姓名聊记东坡弟。”他以一种表面轻快实则苍凉的方式，将弟弟的功绩寄托后世，也将兄弟二人的名字永远联结在一起。
这场短暂相聚中没有豪情万丈，只有历经劫波后的平静与扶持。他们或许想起了年少时共读韦应物“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的诗句，曾相约早退归隐、共享闲居之乐。然而宦海浮沉，一生聚少离多。“乌台诗案”时，苏辙上书“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苏轼在狱中写下“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此后各自辗转贬途，音书难寄。此番汝州一会，竟成了践行“夜雨对床”之约的最后回响，成了苏氏一门至情至性家风的绝唱。这份生死相依的情感，根植于父亲苏洵“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的教诲，也根植于他们共同成长的岁月，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最真切的生命注脚。
三苏归葬郏县永存千古文化坐标
苏辙离任汝州时，“父老送者呜咽流涕，数十里不绝”，这份官民之情是他在汝州作为的最好证明。他和兄长苏轼最终选择将生命的终点安放在汝州下辖的郏县，使这里成为三苏文化在河南的终极精神坐标。
宋时郏县归属汝州，其境内的小峨眉山背靠嵩岳奇峰，面临汝水旷川，山形水势与家乡眉山颇为相似。苏轼一生漂泊，当他途经此处，见“美似家乡峨眉山”，遂萌生了终焉之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临终写信给苏辙，郑重嘱托：“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苏辙不负所托，与侄子苏过扶柩北上，将兄长安葬于郏县小峨眉山麓，并亲撰墓志铭。在《再祭亡兄端明文》中，他以“地虽郏鄏，山曰峨眉。天实命之，岂人也哉！”将归葬于天命的释然写进了兄弟情分的最后篇章。
政和二年（1112年），苏辙卒于颍昌。他留下遗愿，要与兄长葬在一处。子孙遵其遗愿，将他葬于苏轼墓旁，这对人间手足终于在另一个世界里永远践行了“夜雨对床”的约定。元至正十年（1350年），县尹杨允拜谒苏坟，感念“两公之学，实出其父老泉先生教也”，认为苏洵英灵必常往来于二子墓冢之间，于是在两公冢右置苏洵衣冠冢一座。至此，“二苏坟”始称“三苏坟”。苏洵“买地筑室”的根脉情怀，苏轼“问汝平生功业”的宦途自省，苏辙“归去中原荼亦甘”的终老无悔，最终在这一方山水间得以汇合。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