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少青

　　金石书画，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与诗词歌赋、莲花落子等，有着质的同一性。

　　从最初单一的生产生活需要，逐步为人们掌握运用，上升为情感抒发、精神寄托的需要，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进程。比如，从楔刻记事到笔势飞白，从绘图指物到写意重彩。这一历史进程是漫长的，这一上升现象是复杂的，涉及很多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但是有两点结论，是清晰而一致的：

　　一是作为艺术的书法绘画，与人们精神的契合度越来越高，进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和螺旋状前行的发展轨迹；二是在发展过程中，文字图画的实用功能与艺术面目，是虽有靠近但永远不会重合的两条线，各自不断强化。历史地回望研讨金石书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也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

　　如何起源如何成熟？什么工具什么载体？怎么交融怎么统一？何以隶变何以狂草？何谓状神何谓写意？等等。对很多问题要弄明白，说清楚；对很多器物作品要认得准，展示得全面。

　　编纂《周口金石书画全集》，是在地域性金石书画研究基础上开展的一项工作，还面临着标本量少这一难题。

　　周口以金石书画来论，历史上不是创作重镇、收藏重镇，不是名家会聚重镇，不是地下金石文物出土重镇，可着眼着笔的点是有限的，基于研究意义的串并取舍的空间也是有限的。

　　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之下，张文平先生以一个书画艺术实践者、文化生命力思考者、历史文化使命承担者的多重身份，牵头主持编纂《周口金石书画全集》，查阅资料，甄选实物，反复鉴别，去伪存真，最终归纳为金石卷、书法卷、绘画卷三册，向世人展示不同历史纵深和艺术面目的周口金石书画。

　　既然确定周口这一地域，对所稽选入编的作品，就要设定出能为大家所接受的标准，大致可分为四类：要么作者是周口人，要么是在周口地界上完成的创作，要么是反映与周口有关内容，要么是流存或出土于周口。

　　对于历史上金石书画资源并不丰富的周口来讲，这四个标准稍有宽泛，但都能在学理上说得过去，可以以“周口金石书画”冠之。这是这套书在学术上立得住的根本。

　　因为要把握住这四个标准，需要对相关历史人物、事件、书画作品进行考证，视不同情况，做出科学有据的取舍，避免自以为是的生拉硬拽。比如北宋画家李成，因为晚年长期寓居并卒于今周口市淮阳区，与这方土地结缘甚深，这一时期作品可以列入集子，对其早期创作则慎选少选。比如谢姓虽源于周口市太康县，但不能以姓氏起源认定地域名人，要有度，要符合地域历史文化名人认定“五项标准”中的至少一项。集子中收录谢氏书法家，年代截至南朝宋，距避乱中原、衣冠南渡已有百余年，相隔数代人，虽然勉强，毕竟有文献显示谢氏家族至此时仍以“陈郡阳夏”人自许，聊以为据吧。

　　编纂金石书画类集子，去伪存真是关键。

　　“伪”的形式很多，有的是蓄意造假，有的是传承有误，有的是认定标准不统一，有的是真伪混杂，等等。面对这些，眼力学识固然重要，历史文化担当更显可贵。集子收录的作品，多是各大博物馆珍藏、经多次著录出版、历经无数法眼鉴识的真品，或是现当代流传有序的墨迹。有少量虽文献记载或款识为某某画家作品，但因个人风格或时代气息不符，或是文献资料有不同观点，在录入集子时，标注“传”字，以示严谨。掩卷而论，没有主观货，没有人情货，没有似是而非货，每件作品背后，都体现着正确的历史观和严谨务实的学术态度。而这一点，正是地域文化研究与弘扬工作中常常缺失的。

　　编纂全集，贵乎全字，广收博取之下，难免鱼龙混杂。

　　对于这种现象，既要从不同角度理解鱼与熊掌的不可兼得，又要看到编纂者设定原则付出的努力。集子中对于早期作品器物，只要大概念相符，能收则收，以拓宽视野，丰富资料，重在学术价值，而非艺术优劣。对于现当代金石书画作品，则在艺术家群体中，选取代表性人物，如书法的何仰羲先生，绘画的叶桐轩先生，确为翘楚，深孚众望。对于存世量较大的艺术家作品，要选取其不同时期、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艺术精品，帮助读者窥其全豹。作为当代书坛卓然大家的张文平先生，将自己作品撇开不予收录，虽是君子自谦，亦是读者之憾。

　　书写文化史的，是无数人的情怀、使命与担当，这些东西投入多了，这种书写便显示出浓郁的金石气息。这种意味的金石刊刻，是这个时代对于文化史的真正贡献，也成为后来人仰望的精神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