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

　　打开河南诗人尹东在的诗集《心上乡土》，就读到著名批评家谢冕先生的序，在谢冕先生看来，尹东在的诗歌“亲切，自然，信手拈来，毫不造作，一如生活本来的样子……遥远地指向我们熟知的大抵也是耳熟能详的乡愁”。这一评论非常精到，但也指出了尹东在写作面临的挑战。无论是在中国古典文学还是在现代文学中，对乡土的书写都是最重要的题材和内容，古往今来积累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从陶渊明到苏轼，从鲁迅到汪曾祺，从朱湘到海子，一代代作家诗人生于乡土，离开乡土，怀念、想象、书写着乡土。在这样的文化谱系里，要将乡土写出自己的特色和风格，非常不容易，也特别考验一位诗人的综合素养。

　　在我看来，尹东在首先是一位高度自觉的诗歌写作者。这里的自觉是指，他没有去追求那些流行的写作主题和写作手法，而是忠实于自己的生活和内心。对尹东在来说，他最熟悉的生活和最深刻的记忆都来自乡土，他非常自觉地认领了这一块书写的领地：“不要用世道人心这样的字眼/这容易产生不必要的沧桑感/我的世道人心/可以具体到包括你在内的那么几个人//还有他们说的原乡/也简单至极/几条路搭起的格子里/建着些房子/住着些我的乡亲”。

　　世界其实没有那么遥远，原乡也极其具体，这首诗让人想起雷平阳那首著名的《亲人》。对《心上乡土》来说，这首《字眼》可以说是整本诗集的“诗眼”，尹东在以此亮明了自己的立场和价值选择。华北平原上那方小小的乡土给诗人提供了足够多的题材、情感和想象，他书写乡土就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乡土就是他生活的本然存在，他的语言、情感和行为逻辑都建基于这样的存在之中，因此，我们在诗集中就读到了这样的段落：“娘送我/很少送到村口/她就站在家门前的老榆树下/从未像书里写的那样向我挥过手/如果家里的猪叫得急/她转身就去忙了”。

　　这首诗通篇使用的都是最日常的语言和最平常的意象——甚至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意象——以此写出了一个生动具体的离别场景。其中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用朴素的细节对传统的“离别想象”进行了改写，传统的离别想象往往是浪漫主义式的，最常见的书写模式是惜别伤怀，但是在这首诗里，现实性的细节让离别显得稍微有点反讽，这一点点的反讽，让整首诗歌瞬间充满了张力。

　　《心上乡土》中的诗歌语言都是如此口语的、朴实的。当然在某些时候，也会出现比如“肩头落满臆想的风霜”之类修辞性比较强的句子，但这些并不能改变整体语言上的“非隐喻化”，“非隐喻化”的语言和相对简洁的结构不但没有让诗歌乏味，反而激发了诗歌本身的力量，比如这一首：“五爷死了/村里最后一位贵字辈的人去了/白幡立在村口迎着风//五爷无疾/一百零三岁寿终正寝/五爷死了/村庄瘦了一圈”。

　　这首诗全然白描，甚至都没有明显的情感流露，但因为最后一句“瘦了一圈”，五爷在村庄里的地位便跃然纸上，诗人压抑、隐忍的悲痛也呼之欲出。尹东在使用这样的诗歌语言与他的书写对象是高度“同一”的，他回到乡土首先是回到乡土的语言，这种语言是向下的，携带着大地和泥土的腥味。在另外一首诗里，他这么写道：“我愿意他们/亲近土地/和被土地亲近//泥水灌满他们的裤管/我愿意他们就此看见低处的庄严”。

　　诗人在这里将目光凝视到了下一代，这一代人远离乡土，只是偶然才有机会与乡土“亲近”。但这一亲近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双向的互动，仅仅是主观上亲近乡土是无效的，因为乡土本身具有它的主体性，必须经过它的“接纳”这一亲近的过程才能圆满完成——所谓“低处的庄严”正是来自于此。乡土因此具有了多重面向，它一方面是实际的物质场所，是可以物理回归之处；一方面它又是乡愁和记忆，需要通过审美才能获得；更重要的事，它也是蕴含了繁衍、拯救和道德律令的大地之所，它召唤并要求那种真正能够理解它，与它对话的心灵，而不仅仅是一个游子或者游客。在这个意义上，“村庄的教导”就变得极其重要了，诗集中有一首诗就叫《村庄的教导》：“和鸡鸭鹅在一起/一天天长大/做下些梦/等着出发//父亲有支秃了头的毛笔/放在一个颜色难辨的盒子里/父亲用它在墙上写下的两行字/成了我半生的指引//城市很高/我习惯俯身于低矮里”。“鸡鸭鹅”是教导，父亲的言行和书写是教导……这一教导的后果是，即使置身于“很高”的城市，诗人也习惯并能够“俯身于低矮里”——通过这种低矮俯身，诗人亲近了大地并被大地接纳。所以诗人需要不断地“回去”：“我必须回去/必须经常回去/白天不能回去/梦里也要回去//那漏雨的屋子/那黄色的玉米饼子……/那贫苦里的破旧/那父老们原初的教导/我需要再一一领受”。

　　总之，尹东在通过一种朴素的日常语言，自觉地书写建构了一个兼具物质性和审美性且颇有辨识度的乡土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是普通而可爱的，情是深沉而厚重的……乡土因此呈现出无限的可读性和可写性。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市作协副主席）